《礼记》成语中的礼文化试探

《礼记》是一部阐发礼义的妙语集萃,语言精练,其中许多经典语句已转化为成语。《礼记》中的成语虽在其篇目中分布不均,但其数量可观,《礼记》中蕴藏的礼文化通过成语这一特殊载体得以延续至今。通过《礼记》中这些体现礼文化的成语,我们既能了解先人对礼的认识,以及先人在生活中对礼的践行,也能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富精神生活。     

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礼》古记与子思之学

本文提出"<礼>古记"之说,指出这种<礼>类战国古文记文,是一种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古代学术文体.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见有多种此类"<礼>古记"的作品,与传为子思之学的儒家传统有关.研究出土文献中的"<礼>古记"类作品,不仅使我们得以考察传为子思学派作品的早期面貌,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学术文献的文献形式与文体.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义生,然后礼作——《礼记》"义"思想探析

<礼记>认为,礼是因个人的感情而设的、规范个人感情的规则;又是所有社会规范的原则.义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不同份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义和礼在功用上相近,义以人际问的原则引导社会中个体行为,礼通过直接约束个人行为来体现义.在规范人的行为时,如果没有礼,可以根据义权变.     

齐鲁文化与两汉礼制及礼学

所谓齐鲁文化是指先秦齐国和鲁国以东夷文化和周文化为渊源而发展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齐鲁文化是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主要源头。两汉时期所实行的礼仪制度与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礼学”基本上都是承源于齐鲁之学。汉王朝开国伊始 ,鲁人叔孙通就根据儒家学说为统一的大汉帝国制定了一套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的礼仪制度 ,并编撰《仪品》十六篇与《汉礼器制度》 ,不仅奠定了有汉一代的礼制基础 ,而且为其后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礼制确立了基本模式。汉代的“封禅”与“明堂”制度也主要是在齐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和确立的。此外 ,汉代的《仪礼》之学、二戴《礼记》之学与《周礼》之学也都与齐鲁之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

朱熹《家礼》祠堂礼制的宗法制思想突出,要义有三:第一,祭祖制度.《家礼》祭至高祖的四时祭法以及冬至、立春、季秋三祭的规定,与程颐的观点一致.《家礼》大宗与小宗的祭祀秩序及宗族结构,与《礼记》别子宗法类似.第二,宗子之法.大夫不夺宗可为《家礼》坚持选立嫡长子的宗子法提供理论支撑.受科举制影响,张载、程颐认为选立宗子更应偏重贤能、仕宦,并以诸侯夺宗,圣庶夺嫡作为礼制依据.宗子法的不同是其他人与《家礼》设想的宗族稳定社会秩序的不同作用方式的体现.第三,支子的祭祀权利.以王懋竑《家礼考误》为线索,《家礼》比《礼记》在重宗的前提下扩大了支子在代数、场所两个方面的祭祀权利.     

论孔子诗学研究的礼用特色

孔子在研究《诗经》时,将诗与礼密切相连。认为诗是“礼”的展示,而“礼”则是诗的规范。孔子对《诗》的礼用功能极为重视,期望以此恢复传统的礼乐之制。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大明集礼》撰刊与行用考述

《大明集礼》成书于明初，直至嘉靖年间才得以重刊。这与其本身已经颁赐有司，永为仪式并不矛盾；秘而不刊，更不代表《大明集礼》在嘉靖朝以前行用不力或未曾行用。通过一些细微的史料可以证明，嘉靖朝以前的《大明集礼》，并非置诸高阁的典籍，而是与其他颁降礼书一样发挥备查、备考的功能。《大明集礼》作为两朝《大明会典》撰修的重要参稽材料，为《大明会典》大经大法效力的确立提供了支撑。在形式、体例上与历代核心礼典一脉相承的《大明集礼》，作为明人心目中“美矣善矣”的一代典章和万世法程，是明人用以匡饬天下，乃至对周边藩属国实现“礼”的外交统治、精神同化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射礼补释

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先秦射礼的形成、种类和典礼程序等的考述,来阐明先秦射礼的涵义,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不同种类的射礼在形成过程中既有重叠又有自身特点.     

论射礼兴衰与文化嬗变

本文论述了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文化中的射禽鸟类活动。这种竞技活动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候、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阐释,射礼礼仪又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射礼活动一直沿续至清代。     

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不仅是一位强于思辨的哲学家,他也十分关心儒家思想在实践层面的具体表达及其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是个既虔敬而富有宗教热诚的儒者.他认为上古的礼仪已经太陈旧了,并且也太繁琐,需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简化,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一方面,他通过补充及更新材料,编辑了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仪礼经传通解>[1].另一方面,他将原属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编成<家礼>一书,成为后世最简明的冠礼、婚礼、葬礼、祭礼实用手册.通观整部<家礼>,祠堂及祖先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祭祖只是其表现方式之一而已.朱子编修这本<家礼>,希望能培养人对祖先"爱敬"、"崇爱敬"、有"谨终追远之心"、"报本反始之心",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宗教情怀,但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祖先崇拜.     

告朔礼考

告朔礼在先秦是一种很重要的礼。告朔礼的顺利施行,能使全国政令、时令修备,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诸侯从天子处接受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政,归藏于祖庙。而于每月朔日(初一)朝于庙,以天子所颁之的朔政告于祖宗神灵,然后杀特羊(一只羊)以享于太庙,接着出国门颁布这个月的政令,最后在明堂听治此月之政。即使闰月亦不能缺告朔礼。但告朔礼从鲁文公开始遭到破坏,其后渐废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