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青铜铭文射礼研究

射礼是西周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礼中属于嘉礼。射由技术到礼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射由实用性演变为政治性的历史过程。《三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很多。西周时期青铜铭文所记射礼,有大射礼、宾射礼和燕射礼;有射礼进行比赛和教化的专门场所——射宫;足见射礼在西周社会的重要政治地位。西周射礼与《仪礼·大射仪》在参射人员的等级上、具体注重的射事内容和射礼的作用功能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从西周早期的大射礼、宾射礼向晚期燕射礼的转变,从青铜铭文中的射礼注重“礼”到《仪礼·大射仪》注重“仪”的转变,暗涵着西周礼制的逐渐松弛、礼乐文化下移的历史趋势。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秦汉之后大射礼的发展与嬗变

大射礼是秦汉之前规格最高的古代射礼,以择士为目的、以容体仪节合于礼乐为标准、以太学为举行场所是其基本特征。秦汉以后,大射礼的这些特征渐为消亡,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属性。在对历代大射礼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还原了秦汉之后大射礼属性嬗变的历史脉络。研究结果表明,大射礼在秦汉之后与宾射、燕射逐渐融合,虽有“大射”之名,但其本质属性已消失殆尽,更多地呈现出尙武或欢娱的特征。     

论射礼兴衰与文化嬗变

本文论述了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文化中的射禽鸟类活动。这种竞技活动在西周时期演变为周天子威慑诸候、维护中央集权的手段。春秋时期,经过儒家的阐释,射礼礼仪又成为检验人们道德修养的准则。射礼活动一直沿续至清代。     

"射礼"补释

基于文献和考古资料,通过对先秦射礼的形成、种类和典礼程序等的考述,来阐明先秦射礼的涵义,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不同种类的射礼在形成过程中既有重叠又有自身特点.     

柞伯簋铭文补释

柞伯簋铭文所记西周大射礼的规模及参礼职官的分工与礼书相合,但其所记射仪与礼书有较大差异。铭文中,南宮和师■父分别担任射礼中司射与司马的角色;多士为参与竞射的诸侯、卿士;小子、小臣仅为参与礼事的服务人员。王诰的对象是小子和小臣,"■"应读为"毖",释为"慎诫"。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新见贤鼎器铭与西周大射礼

吴镇烽新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收录了一件贤鼎,据形制、纹饰等因素考量,当为西周早期后段康昭时器。铭文涉及西周大射之事,虽记载与其他器铭不合,但并非伪铭。其所记当是由周王亲自主持并参与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彼时军事战争频仍的现实反映,也是早期射礼起源于军事训练的鲜明例证。而透过贤鼎大射之事来简拔军事将领,也与射礼具备"择士"的政治目的相吻合。     

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试论先秦射礼的产生和形成

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先秦弓矢活动进行考察,指出射礼渊源于旧石器时代后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弓矢活动,产生于夏代,发展于商代,形成于周代;在先秦射礼产生、发展、形成的过程中,中华体育礼仪也随着孕育和产生了。     

伯唐父鼎与周穆王治理荒服犬戎

周穆王继位之初,欲加强对西部方国的管理,改革周初确定的朝贡服制。于是以西部犬戎诸方国不以宾服之礼向周王朝尽四时献祭的职责为由,征伐了犬戎,获得四白鹿四白狼而归。伯唐父鼎铭文记载周穆王以白鹿、白狼为射礼的射侯,寓意对献纳白鹿、白狼的犬戎方国实施厌胜之术。以射获的白鹿、白狼献于宗庙,作为■祭祖礼的牺牲,反映了周穆王向祖先告知他征服了荒服犬戎。     

中西生日之礼

生日礼仅次干婚礼、丧礼，是民间又一重要礼仪。庆祝生日，是维系人情。往来、增强友谊的重要方式。中西生日之礼各不相同。     

孔子的体育观初探

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以至近代，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更是如此。从体育史这一角度看，在孔子的教学活动中，包含着丰富的体育内容，其本人亦有不少体育思想和养生主张，对后代也产生过好的作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学校，学校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奴隶弟子学习政治、宗教和军事知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学内容，掌握统治人民的本领。六艺中除射、御属军事体育外，礼中有利射，乐中有乐舞。可见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评杨大堉、胡肇昕补《仪礼正义》

胡培翚《仪礼正义》是清代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好评。然而,《仪礼》17篇,胡培翚仅完成12篇即已去世,其余《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五篇12卷,乃是其门人杨大堉以及族侄胡肇昕所补,而学者多将两者混为一体。杨、胡所补部分的水准究竟如何,能否与胡培翚的原作匹配,事关对《仪礼正义》的整体评价。杨、胡补《仪礼正义》各篇存在违背胡培翚既定体例、排弃贾公彦之说、引用文献不当、失于截断、前后失照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学术水准明显不如胡培翚原作,读者不可不明辨于此。     

《诗经·行苇》所涉礼仪考

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诗经.行苇》作品的有关字词、三礼的材料以及金文的材料,对这首诗所写及的礼仪进行考释,认为诗歌所写礼仪是天子大射礼。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伦理和艺术表现诸种功能     

“正歌”“无算乐”的正变与《诗经》的编订

礼书中记录的诗名与今本<诗经>不少对不上号,<肆夏>等组诗<诗经>也未收录.礼经中<大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涉及正歌和无算乐,四礼都是合乐性质,由享礼、燕礼、陔礼构成.具体地说,飨礼从升歌奏乐开始,然后是燕礼,最后奏<陔>为终礼,表示警示与送别.燕礼又分为规定爵与无算爵,至卒爵以后才是无算乐.<仪礼>产生于战国时期,正歌和无算乐的仪注叙述的文献根据来源为大雅的<既醉>和<行苇>.由这些记录我们知道,诗礼乐在两周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现在的<诗经>.正歌和无算乐之说是后人解读之语,二者本随时调整正变,类似于正乐和散乐转换,具有动态特征,而这正是<诗经>编定前的形成与转型的不二法则.     

汉赋用礼考辨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汉代赋作常有礼仪方面内容。由汉赋文本出发,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可知汉赋用礼共有二十四种,包括校猎之礼、衣裳会盟之礼、诸侯之礼、封禅之礼、燕礼、朝贺之礼、祭祖之礼、祀天之礼、瘗地之礼、朝觐之礼、宗庙之制、吊问之礼、巡狩之礼、祓禊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大射礼、大飨礼、大傩之礼、藉田之礼、贽见礼、养老礼、大赦之礼、婚礼、饮至策勋之礼等。汉赋用礼有四种倾向:分布特点上,汉赋用礼频度高,范围广,名篇多,以大赋为主;作用对象上,汉赋所用礼仪大都以天子为主导对象;种属特征上,汉赋用礼以吉礼、军礼、嘉礼为主,凶礼、宾礼则少有涉及;时代兴变上,汉赋用礼以继承或损益周礼为主,以新立礼仪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