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工作面临新课题——访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委书记路立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在社区建设中以“社区矫正”制度代替“劳动教养”制度也就提上了日程，如何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以及提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就变得愈发紧迫。近日，笔者采访了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委书记路立营，     

论阜新市社区矫正实施矛盾及对策

针对资源型城市（以阜新地区为例）的特点，深入分析其与社区矫正实施的矛盾，在完善一般社区矫正措施的基础上。对现有环境除弊，同时指出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感化式矫正、兴趣激发式矫正、责任感式矫正等社区矫正政策，对矫正对象通过关怀、感化、引导，使其增强社会责任感，重塑自信心和自强意识，走地区特色的社区矫正道路。     

留守儿童社区矫正的检察保护探析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做了专门性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在适用社区矫正的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在对这些留守儿童进行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应加大监督力度，创新监督方式，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从标签理论视角看社区矫正的基层推广

基于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的较好成绩，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推广运动。截止2010年，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式。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的现实运行遇到了一些问题，最关键的是社区力量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存在着上层政府热情推动和下层居民冷淡反映的反差现象。社区居民对矫正对象的不接纳成为影响社区矫正效果的最大原因。根据符号互动和标签理论，这有可能导致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进而为推广刑罚执行变更运动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论社区矫正中矫正地变更的若干问题

我国以社区矫正人员的居住地为矫正地。矫正地变更主要包括迁居型、暂离型、外出型三种类型。迁居型矫正地变更后，由新矫正地的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暂离型矫正地变更后，由现居住地矫正机构委托异地暂时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正；外出型矫正地变更须由现矫正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延伸矫正，并强化矫正措施。     

社区矫正中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及防范

“购买服务”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一种方式，是一种组织化的参与径路。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对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意义在于：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将社区矫正服务的提供和生产相分离，使矫正机构可以真正成为服务质量的监督者和负责人；推动全国社区矫正服务标准化；促进社区矫正平衡发展问题的解决。当然，购买社区矫正服务也存在腐败、过度市场化、供给匮乏和监督不力等风险，应当通过制度进行防范。为此应当对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主体资格进行限制，为社区矫正服务的“市场化”划定界限，构建矫正机构固有核心职能的“负面清单”制度，积极弥补“市场化”缺陷。     

社区矫正制度：困境探析与路径探索

社区矫正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司法改革中都有所涉及，其中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最具代表性。我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已经有六年时间，面对社区矫正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区矫正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以期寻求一种改革的有效路径。     

论我国社区矫正对象的拓展

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实际效能。作为试点阶段的权益之计，目前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划定为“五种人”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选择标准不统一和发展空间狭窄的弊病。因此，有必要在重新明确社区矫正的定性以及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将开放式处遇对象、刑释人员和劳教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畴。而要实现这一拓展，取得刑事政策、刑事审判、矫正技术和社会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社区矫正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对社区矫正概念主要学说进行分析与反思的基础上，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进行了重新认识，认为我国应将其定位于兼有刑罚执行属性和社会工作属性的刑罚执行制度，并对社区矫正概念进行了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重构与界定。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基础而展开的矫正罪犯的新的行刑模式和制度，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力量作为罪犯矫正的“第三领域”具有其参与的优势。以民间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志愿者为中坚，社会力量循着行为规训、心理矫治、就业接纳和网络构建四大路径介入罪犯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我国处于试点的阶段。实施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对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执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社区矫正中的检察监督面临各种难题:检察机关履行监督缺失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监督的事后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单一等,这些问题给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不便,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因此,检察机关要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切实履行好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维护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新的贡献。     

社区矫正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关于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的分析研究

社区矫正在调动社会积极性、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悔过自新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及其配套措施不完善,制约了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本文以S省社区矫正运行情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S省社区矫正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司法现状提出了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中美"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比较研究

目前在许多国家,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社区矫正起源于美国.理论上,美国的社区矫正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实行社区矫正主要致力于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然而,中美两国社区矫正的主管部门、矫正对象、矫正的方式方法等在实践中却大相径庭.中国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并非象征性的,自2002年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研究、借鉴美国的社区矫正经验,有助于完善中国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探析

社区矫正是发端于西方、近年来被引进到我国的刑罚执行制度和罪犯处遇模式。本书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选择社区矫正这一具有较高理论与实践价值、同时学界整体研究还很薄弱的问题作为选题，展开对社区矫正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求证，以期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深入推进建言献策。     

社区矫正工作的小技巧

在社区矫正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介入？需要什么样的技巧？从哪些方面入手更能让矫正对象接受？笔者走访了一些专业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他们认为，只要用心，就能发掘出工作小窍门——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考

社区矫正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人权的司法文明理念,是非监禁化的刑罚执行方式。刑罚执行从消极的监禁矫正逐渐演进到积极的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正本身功能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的社区矫正存在着适用范围过窄、地区标准差异较大、主体职能划分不合理、缺乏专业社区矫正队伍以及社区发育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对于逐步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尤为必要。     

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

社区矫正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其适用规模应与现实国情相适应。在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践中,"过柔"的感化做法损伤了社区行刑的惩罚性质。在立法模式上,社区矫正宜采取"先下后上"的路径,并应引入社区矫正官制度。我国尚欠缺发达的社区模式与成熟的社区构造,故社区矫正不宜无限制地扩张适用。目前,社区矫正面临精细化与程式化的技术要求。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两种矫正方式应力求实现互动衔接。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立法的思考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目前,我国逐步在推行社区矫正制度.但是,由于诸多原因阻碍了社区矫正的全面推行.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结合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地区的经验,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创制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以解决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