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生命的本真——对庄子“吾丧我”生命哲学的解读

“吾”与“我”是先秦文献中重要的第一人称代词,但是二者在不同语境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庄子“吾丧我”中的“吾”、“我”便具有各自的含义,“吾”为本真之我,“我”为遮蔽本真的现象之我。由于“我”存在有诸多的困境而导致“吾”不能获得自由和显现,因此,庄子通过“坐忘”、“心斋”的修行方法来彰显“吾”的存在,实现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     

幸福实验

美国有个研究幸福的实验是这样的:心理学家让受试者造句,规定以“我希望”起头,例如“我希望我象比尔·盖茨那样富有”、“我希望我是贝肯汉姆的情人”、“我希望我中百万乐透头奖”。然后,心理学家要求受试者再造三个句子,以“还好我不是”起头,例如说“还好我不是绝症患者”、“还好我不是乞丐”、“还好我老公没有暴力倾向”等等。调查结果显示:同样一批人,在完成“我希望”的造句后,心情都会变得比较差,而完成“还好我不是”造句时,心情都比较好。心理学家又给受试者讲了个故事:有一位青年家世很好,学业顺利,衣食无忧。但是他也从来不知…     

中国人自我观的新阐释

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 ,中国人常用“自己”与“我”来表达“自我”。但是中国人的“自己”与“我”却有其不同的含义和复杂的关系。中国人的“自己”是个体最真实、最核心的代表物 ,它具有实在性、自私性和狭隘性 ;中国人的“我”是在交际中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符号 ,是角色期待的结果 ,因此 ,中国人的“我”就具有了间接性、不真实性和虚假性 ;中国人用“我”来表达“自己” ,用“我”来与人交往 ,“我”是嵌套在“自己”上的外环。     

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

佛教所说的“我”有“人我”、“法我”两个含义．这与现代人通常所讲的“我”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我”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拟从本体论、论识论、价值观、实践观的角度对佛教之“我”与萨特之“我”略作剖析。     

信任

出租车把我载到一幢大楼前。“劳驾,”我对司机说,“别关计价器,我到公司去去就回来,然后我们朝前开。”司机不满地皱了皱眉,“先结账不是更好吗?”他问。“不,不,我还要继续坐您的车呢。”我说,“瞧您,不信任我吗?您以为我可能会溜掉?”“我什么也没想,”司机说,“什么样的乘客都有,有人会溜,也有人不会溜。”“哎,也就是说,您还是认为我可能会溜?那……我把我的帽子扣在您这儿。”“您说哪儿去了!”司机生气了,“我要您的帽子干嘛?我信任您……您把公文包留下再走吧!”“啊,什么?”我冒火了,“行啊,我把我的公文包留下。只是,您要允许我记下您的车牌号码。”“您这是干嘛?”司机皱起了眉头,“您不信任我吗?您以为我会开车溜掉?”“我可是什么也没想,”我说,“什么样的司机都有,有人喜欢帽子,也有人喜欢公文包。”     

您不信任我

出租车把我载到一幢大楼前。“劳驾,”我对司机说,“别关计价器。我到公司里去去就回来,然后我们再朝前开。”司机不满地皱了皱眉,“先结账不是更好吗?”他问。“不不,我还要继续坐您的车呢。”我说,“瞧您,不信任我吗?您想我会溜掉?”“我什么也没想,”司机说,“什么样的乘客都有嘛,有人会溜,有人不溜……”我冒火了,“行啊,我把我的公文包留下。可是您要允许我记下您的车牌号码。”“您这是干嘛?”司机皱起了眉头,“不信任我吗?您想我会开车溜掉?”“我什么也没想,”我说,“什么样的司机都有!”“啊,说什么呢?”司机说,“那好!把我的车号…     

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统一——对工程伦理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的反思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对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的解析

康德先验演绎中“我思”(“统觉”)历来被认为是康德哲学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康德“我思”的两层含义——“我思”表象与“我思”之先验性——的基本归纳、揭示“我思”过程内在地包含着“思”与“我”的矛盾关系,从而合理地解释康德之所以陷入循环论证的必然性。     

“心愿树”撑起梦想绿荫

“我想上大学”“我想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工作”“我的心愿是帮妻子买件新衣”“我希望上学能有一辆自行车”“我希望有一个电饭锅”“我要一袋米、一桶油”……这是溧城镇“心愿树”爱心工作站的心愿本上记录的一个个小小愿望。     

我惹了祸

我是这幢楼里的“恶作剧大王”。五岁给邻居的小女孩剪过辫,七岁在新搬来的“小冬”脸上画过两只老鼠。当然,这些恶作剧也使我屁股经常开“花”,但都没有使我摘下“恶作剧的大王”的“王冠”。但迫使我走下“宝座”的人,却是我自己。你瞧,我又闯祸了。今天,我带着几名“部下”“扫荡”到车棚,看见停着一辆崭新的“三洋”童车。“好漂亮呀,给它放气。”“最好是扎破车胎。”“部下”们纷纷发言,我也赞同他们的主意。于是我们拿出“随身佩带”的铁钉一扎,那车胎只“嘶——”地“叫”了一声就瘪了。回到家,我问爸爸:“什么时候给我买自行车呀?…     

“我在”之根基的检讨

对“我在”及其根基的论证是哲学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的集中体现和根本标志。“我思故我在”、“我欲故我在”、“我在故我在”、“我做故我在”等是西方哲学家对“我在”之根基的不同解答。其中，“我做故我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科学地说明了“我在”及其根基，为我们进一步求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思维原点     

爱父如子

我渐渐变老了,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早先我管教孩子;如今变了,孩子们却“管”起我来了。动不动就向我“发号施令”、“宣传纪律”,什么这个“应该”、“必须”,那个“不准”、“不许”等等。几个儿女当中,小女儿对我的“管教”最为“严格”。我从教36年,也许是清贫俭朴惯了,从不挑吃讲穿。1998年我从农村随儿子进城居住后,孩子们对我的穿戴“讲究”了起来。老伴和女儿常背着我给我做新衣服。平常在家还能随便些,出门办事,穿什么衣服必须得让她们“审查”。我想时代不同了,孩子是为了我的“体面”,虽然有些别扭,但也只好“遵命”了。我这个…     

自然与文明的战争——彭学明《娘》的母子冲突分析

彭学明的《娘》生动展示了“娘”与“我”之间的母子冲突。“娘”是一辈子生在湘西、葬于湘西的普通 农妇,思想单纯;“我”是受过文化熏染的公务员,有文化人的思维模式;两人的处世方式完全不同。如此一 来,造成了“我”和娘之间的摩擦与误解,娘的爱在“我”眼里变了味、变了形,娘的辛酸“我”不能理解,直到 娘的离世,“我”才在自我审视中发现了这个芥蒂。“我”对娘的忏悔,也是城市文明对乡村自然的忏悔。     

“我们”批判

一般来说 ,“我”和“我们”显然有区别 ,但在很多情况下 ,“我”会悄然向“我们”滑动 ,使话语的含义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从修辞学理论来看 ,将“我”和“我们”混合使用 ,或者说在这两者之间滑动 ,修辞效果可能是比较好的 ,相对而言 ,完全把“我”隐去 ,只使用“我们”,尽管可能强化修辞效果 ,却可能败坏认同     

南大法国留学生 白德：奥运、南京 不见不散

“嗨，伙计，告诉我你叫什幺？” “PATRICK，当然，你也可以叫我白德。” “白德？” “需要我再说一遍？” “呃，我只是感到好奇……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我叫PATRICK所以叫白，我的姓的意思是德国人的，所以叫德。”     

轻松一刻

理想的工作 乔、迈克、玛丽和汤姆在谈论他们理想的工作。“我想当一名律师。”乔开始说,“这样我就能保护我的乡下同胞了。”“我想当一位议员。”迈克说,“这样我就能制定法律来保护我的乡下同胞了。”     

心灵变奏曲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村……”唱着韩磊的歌,我感到“逃亡”不是悲壮而是浪漫。我爱好音乐,有我自己的方式:我能观察音乐的“形状”,触摸音乐的“质地”,品赏音乐的“韵味”。音乐融进了我的血液,我的体内流淌的就是音乐。“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     

“隔壁”与“邻居”

邻居这个词在我们土家农村叫做“隔壁”。进了城以后,我随大流,将“隔壁”改成了“邻居”。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是“乡巴佬”。     

鲁迅小说的内聚焦叙事

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方面是功能人物,一方面是内涵人物。当“我”以功能人物出现时,承担了小说的叙事功能,读者在“我”的引领下进入了主人公的生命空间;同时,把小说中的人事情景纳入到“我”的情绪中,支配读者的情感反应。当“我”以内涵人物出现时,“我”和主人公参差对照,重叠互映,各得生命;另外,作为内涵人物的“我”,成为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在讲述中洞开裂缝,开拓了更深远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