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夫之“道器合一论” 中的形而上学

王夫之认为， “物” （器） 包涵“可见之实” 和“可循之恒” 两方面，故“道” 由“物”而显，而“物”的生成变易皆依循于“道”。“物” 实是阴阳之混合者。在大化流行（道） 之中，阴阳体量的多寡和老稚、阴阳动静的时机和规律构成了“物” 的生成和变化的多样性，也体现了“阴阳”自身的制式和作用。亦可说，道发挥着对阴阳的“主持” 和“分剂” 之功用，或阴阳的相互作用借由“物”而显明了“道”，故“道” 与“阴阳” （物） 相互以对方为“体”。“道” 与“器”之分源于不同的识度，实是对具体的某一统一体的不同方面的认识。     

中华文明价值体系中的“慎始慎终”

中华文明素以“继往圣，开来学”的精神著称于世，把“善继其志”“善述其事”视为继往开来的精神要义，并由此形成了“慎始慎终”的伦理意识，凝结成“不忘初心”或“永葆初心”的价值眷注和文明血脉，凸显了对中华文明之精神源头和大本大源的坚守和维护，对中华文明根本价值、核心价值的高度认同和发展传承。这种“慎始慎终”的伦理意识融合着“殷鉴”和“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有着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不断警醒和提撕，对“道”之大本大源的孜孜探求与念兹在兹，对文化根脉和精神命脉的培育重视和价值眷注，在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成员内心深处构筑起了“善始不易，善终更难”的修德意识和行稳致远的伦理品质，凝结成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民族伦理精神。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说，至今已历时二百余年，期间“经济人”假说不断发展，逐渐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理论共同支撑着经济学大厦的发展。本文在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其演变，进一步阐明“经济人”假说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谐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六书“形声”异说

传统的“六书”理论体系中“形声”和“假借”之间存在着名称条例相互错乱的矛盾：“六书”的“形声”在构词上应是动宾结构，与“象声”、“相形”、“象事”、“家意”是同构关系；而按传统的“六书”说理解，却是并列结构，即“形十声”，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形声”由此而误入歧途，错领了本该属于“假借”的条例，同时，“假借”只好削足适履地被错置于本是属于“形声”的条例之前。这种鹊占鸠巢，张冠李戴的错乱，造成了许慎“六书”内部以及它与刘歆、郑众“六书”外部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致使“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孽乳的实际历程不相符，所以，必须对经典的“六号”理论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清理，只有还“形声”以本来面目，“六书”理论体系固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呈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属性是极为关键的。     

论改革开放以来主导文化视野中的流行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流行文化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然而，在主导文化看来，流行文化的“对私域的发现和重视”、“对娱乐的追求和迷恋”和“对权威的消解和利用”正是流行文化的“低俗化”倾向，而这一“低俗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流行文化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台独史观”在“民族叙事”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围绕着“压迫与抗争”这一主题，将台湾历史歪曲为所谓“中国人”对“台湾人”的“民族压迫史”。而在“台独史观”对明郑台湾史的论述中，该主题则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弱化再到强化的过程。从早期将郑成功和明郑政权污蔑为与荷兰、日本一样的“外来殖民政权”,到民进党初次执政时期转而鼓吹明郑政权在台湾“独立建国”的“东宁建国论”,再到如今大肆攻击郑成功和汉族移民“压迫屠杀台湾‘原住民’”的“原民史观”——这种转变，揭示了“台独史观”的“民族叙事”本质，就是“反中国化”和“反中华民族化”,只是迫于台湾人民的强烈中国认同，才一度对其进行弱化。如今，随着“台独”势力的得势和“台独”思想在台湾民众中的传播，“台独史观”也逐步撕去其伪装，开始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迈进。我们必须对“台独史观”的这一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并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从“生命力”看尼采酒神与权力意志的内在关联性

对“生命力”的秉持和极度赞赏，是尼采哲学最倚重的精神内核，也是酒神精神的真正内核。只有当生命力强盛到满溢时，才可能产生积极向外攫取强大权力的“生命意志”，即所谓“权力意志”。“酒神”和“权力意志”都以“生命力”为核心和本质，是推出二者一切属性的出发点和动力源。但由于二者对这同一根基——“生命力”把持的侧重点不同，作为结...     

东西方文化中“面子”的比较和分析

在国际商务中，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中国人重视“面子”并有许多与“面子”相关的表达方式。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美国人也讲“面子”，而且怕丢“面子”。通过对“面子”的比较和分析，论述不同的文化视角对“面子”的不同看法和理解，不同的理解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从而阐明“面子”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

方回论诗，强调以“格高”为第一，并以“格”之高下为评诗的标准，对“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最为推崇。在技巧论方面，方回特别注重“响字”、“活句”、“拗字”和“变体”等法则，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对“江西诗派”的诗律学体系是一个改造与提高。     

论张载的性善恶混思想

张载的“性”论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性论观，强调“兼而不偏”方可“尽性”，通过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方可达到“继善成性”之境界。性善恶混的两种可能要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才能验证和实现，只有坚持“善反”才能实现人的“天地之性”。“有无皆性”是对自然主义“生之谓性”说的否定。张栽的“性”论是对儒家学说的深化和对中国“性”论思想的发展，是理学天理论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城中村”治理的困局及其跨越

随着中国“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加速，“城中村”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其中出现的瓶颈和困境更是不容忽视。具体说来，当下中国“城中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局主要有三：一是一元化思维所导致的观念偏向；二是“去乡村化”所导致的对“城市化”或“城镇化”及“城中村”理解的偏颇；三是“文化缺位”和制度创新所导致的“创生力”的不足。要克服这些根本性问题，对“城中村”进行多元化、辩证性、动态、科学的理解和探讨，将是学术界和实践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任务。     

体-用-造-化：文化遗产“格致论”

以“体、用、造、化”的“四字诀”所阐述的文化遗产“格致论”，包括“体”之“名、形、质、色、饰”，“用”之“人、地、事、用、价”，“造”之“材、具、序、诀、仪、艺”和“化”之“天、地、人、变、生”。“四字诀”是对“生生遗续”之概念体系所囊括的“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生养制度”的“六生”体系的再阐释。“四字诀”和“六生体系”，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发掘，也是我们对符合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一种探索，期许此文化遗产“格致论”，对文化遗产之“传家”方法论有所裨益。     

传统“师道”文化与中医教育浅论

从尊师和为师两个方面入手，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师道”的基本内涵。认为传统“师道”所提倡的“尊师重教”、“尊师重道”以及注重“师表”、“师职”等优良传统，对古代医学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分析指出，传统“师道”对解决当前中医教育如何“卫道”、中医学子如何“习道”、中医教师如何“传道”等问题，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王念孙“‘惰’、‘循’形近而误”说献疑

王念孙认为典籍中“倚”和“循”常常“形近而误”，并将大量的“倚”校改为“循”。但对典籍中“惰”和“循”的致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倚”几乎都是在表遵循义时被认为由“循”所误，而表其他义时则不被言误，用“形近而误’’说无法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对大量语言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倚”与“循”同有遵循义，不烦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