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重构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江苏省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了解新时期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提出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法上从“教育”转向“服务”，培育方式上从“局部”转向“整体”，培育平台上从“课外”转向“课内”，效果考核上从“成绩”转向“素质”，培育目标上从“短期”转向“长远”，培育机制上从“学校”转向“社会”。     

王弼对“忠恕”之道的误读及其意义

“忠恕”原是曾子对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个人理解和阐发，王弼结合魏晋的时代风尚和重“情’’思潮，对孔子、曾参的“忠恕”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通过对“一以贯之”的“贯”进行辨名析理，为先秦儒家伦理注入了玄学新义。王弼以“情”释“忠”，用宇宙人生之共同本性——“情”联结“忠”、“恕”，对宋朝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为优化“整体识记”支招

《语文课程标准》对“识字”的要求是：“一、二年级认识常用汉字1600-1800个，其中800-1000个会写。’’伴随着识字量的增加，“整体识记”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教学策略，肩负着“识字提速”的重任。“整体识记”即把汉字当作一个整体，不要求对字形做过细的分析，通过各种方式让生字反复再现，从而实现对字形的整体记忆。但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整体识记”在追求识字“量”与“速”提升的同时，识字的“质’，却有所降低。笔者曾对一、二年级学生做过调查：发现学生中较多地出现形近字混淆，识记出错等现象。例如：把“陪”认成“部”，把“晴’’认成“睛”，“喝”认成“渴”，把“初”中的“衤”写成“礻”等这些情况比比皆是，况且出错的频率相当高。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     

自由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浅析——兼与“福建事件”的一个比较

自由知识分子大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叛乱”，要求武力“勘平叛乱”。“九一八”以来，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基本态度是，对日本的入侵要求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对内部的军阀“兵变”却要求武力镇压。同“福建事变”时相比，国民党在1936年中，已经逐渐得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他们认为中国政治秩序基本稳定，因此张学良以“逼蒋抗日”为由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知识界所看重的“统一”局面。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文气”论

本文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范畴，作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对“文气”的出现以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内涵予以全面论述，指出“文气”的哲学基础乃古代万物之源的“气”，“文气”是“气”之“生命性”在文学观念中的体现。文章并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的角度，对“文气”所具有的历史形态进行了分析，既着重于创作与本文两个层面，也顾及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文气”的文学意义作了论述。     

体-用-造-化：文化遗产“格致论”

以“体、用、造、化”的“四字诀”所阐述的文化遗产“格致论”，包括“体”之“名、形、质、色、饰”，“用”之“人、地、事、用、价”，“造”之“材、具、序、诀、仪、艺”和“化”之“天、地、人、变、生”。“四字诀”是对“生生遗续”之概念体系所囊括的“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生养制度”的“六生”体系的再阐释。“四字诀”和“六生体系”，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发掘，也是我们对符合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遗产传承体系的一种探索，期许此文化遗产“格致论”，对文化遗产之“传家”方法论有所裨益。     

“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书“形声”异说

传统的“六书”理论体系中“形声”和“假借”之间存在着名称条例相互错乱的矛盾：“六书”的“形声”在构词上应是动宾结构，与“象声”、“相形”、“象事”、“家意”是同构关系；而按传统的“六书”说理解，却是并列结构，即“形十声”，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形声”由此而误入歧途，错领了本该属于“假借”的条例，同时，“假借”只好削足适履地被错置于本是属于“形声”的条例之前。这种鹊占鸠巢，张冠李戴的错乱，造成了许慎“六书”内部以及它与刘歆、郑众“六书”外部之间的矛盾和混乱，致使“六书”理论在整体上与汉字孽乳的实际历程不相符，所以，必须对经典的“六号”理论进行逻辑上的修正和清理，只有还“形声”以本来面目，“六书”理论体系固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才能得以呈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属性是极为关键的。     

说“军”

今人多认为“军”字的“驻扎”义系名词活用为动词。本文根据“军”的古文字形、前人对“军”字本义的说解及古书用例，确认释“军”的本义为“环绕”是正确的，因此其属性本来就是动词；并根据对“军”的词义系统的梳理，由“环绕”义引申为”驻扎”义，词的属性未变，根本不存在“词类活用”的问题。     

“句读”释义

本文对“句”、“读”二字的意义进行了溯源，认为：今“句”义是由古“句（鉤）”派生出来的；通过对《辞源》所列与“句读”同义的词进行了分析，认为今“读”音义源于诵书时声气的稽止，实与“逗”相通，故又为“句投”、“句度”，因声气的稽止停留客观上造成了文章整体截断为部分，故“句读”又为“句断”、“句绝”。     

奥尼尔的“母神”信仰及对当代和谐社会建构的意义

在“父神”上帝死亡之后，奥尼尔试图重建“母神”信仰：对“大海母亲”的信仰与对“圣母玛丽亚”的信仰。前者重建人与自然的精神性联系，后者中蕴涵着“爱”与“宽恕”的价值追求。此二者对处孕“人和自然”、“人与自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即造就“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敦颐的社会政治思想浅析

本文对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若干社会政治思想，诸如“复古礼，变今乐”，“顺化”万民与“得刑以治”，“纯心”，“无欲”、“修己治人”等，作了剖析。     

魏晋六朝--文义--考辨

盛行于南朝的“文义”，其实是“文”与“义”的联合体，“文”指诗文辞赋，“义”指经典大义，实则是对经典的阐释及对有关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和文人学士修养的全面化，以及“文义”审美趋向一致，使“文义”并词成为必然，而刘勰则是将“文义”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人。     

考核评价干部须处理好四种关系

干部考核评价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多种关联因素。通过对考评工作中经常遇到的“精确”与“模糊”，“显绩”与“潜绩”，“组织”与“群众”，“时效”与“实绩”等四对关系的分析，为干部考评工作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孔家坡汉简《日书》补释一则

本文对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斗挚”进行了梳理，对“斗擎”训读为“斗繁”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挚”读如本字，表示指向义，“斗挚”是指斗柄的指向。     

财务文化与财务文化学

隶属于“企业文化”中的“财务文化”，既具备“文化”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在企业财务中的特殊属性。近年来，“财务文化”及“财务文化学”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企业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财务文化”必将对企业财务目标、财务战略、财务制度、财务方法带来深刻影响。同时，随着对“财务文化”研究的深入，传统的财务学科体系也将发生动摇，涵盖“技术”和“文化”的“双翼财务学”将会应运而生。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