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至善--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与当代世界

永久和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康德在政治 -法哲学领域完成了一场哥白尼革命 ,用和平的国际法代替了战争的国际法 ,永久和平从而成为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 ,它是政治的至善 ,是康德政治 -法哲学的拱心石。尽管康德的许多提法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修正与拓展 ,但他所确立的原则与精神在今天愈发显示出特别的理论生命力。     

新时代核威慑的四维审视

面对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核安全形势,核威慑的复杂性表现为核威慑动机界定、责任划定与善恶判定的复杂性。核威慑本身具有维护和平的低成本与好效果的合理价值,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安全保障。核威慑是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意向性,容易对人的自由意志形成压制,造成技术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等。核威慑的价值考量应该厘清核威慑的价值来源、价值内容与价值立场。辩证认清核威慑的合理性与风险性,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立场,发挥核威慑的正向价值而避免其负面后果,这是核大国应自觉履行的国际义务。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和平与战争的张力

和平与战争是历史上哲学家一直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康德从理性出发，构建了一个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认为人类将随着理性的不断进步最终实现永久和平。尼采从权力意志出发，肯定战争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和平只是由于力量均衡导致的暂时状态。康德与尼采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想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因双方出发点迥异而很难得到化解。与康德和尼采不同，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为而不争”，提供了解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另一条路径。探索这条路径一方面有助于平衡康德与尼采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东西方哲学在关于是否通过肯定人的主体性来解决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存在着另一种张力。在当今人类依然面临战争的毁灭性威胁的背景下，东西方哲学亟需展开一场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深层对话，从而确保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繁荣。     

无限好客与永久和平——与德里达一起思考勒维纳斯与康德在和平观上的对立

当代世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文明对抗愈演愈烈,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所倡导的和平理念似乎与今天的人类渐行渐远,难道理性乃至启蒙理性出了问题?勒维纳斯起而反思康德的和平观。归纳起来看,勒维纳斯和康德在和平观上存在四个方面的尖锐对立:在和平的起点上,康德认为和平始于公民社会,而勒维纳斯则诉诸前自然状态;在和平的根据上,康德认为其基础在于理性和自然的合目的性,而勒维纳斯则归之于脸和他者;在和平的实施与人的道德(善)之间的关系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进步与道德的提升没有任何关系,而勒维纳斯则指出,没有善就无所谓和平;对于和平的核心概念,如相邻性、好客等等,康德将其认作有限的权利,而勒维纳斯则把它们视为无限的责任。如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些对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补充和深化。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把勒维纳斯的“好客”理论变成康德“和平论”的基础,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文明之间是否会从对抗走向对话?从解构理论的立场上剖析,勒维纳斯的和平观也蕴涵着另一种危险。     

雷蒙·阿隆国际关系学说述评

阿隆从新的角度考察了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的国际关系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判断。他认为 :国际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反社会”和“无政府”特征决定了“尚武和平”的长期存在 ;要想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 ,必须解决马基雅维利问题和康德问题。阿隆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已经消亡的、现存或即将建立的国际秩序都有着现实意义     

康德历史-政治哲学的纲领性表达--解读《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康德的理想主义情怀在他第一篇历史哲学论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基于自然目的论原理 ,在理性精神的审察下 ,他把人类的目光引向那普遍法治———永久和平———的未来。这是康德深思熟虑的结果 ,论文也因而成为其继续探讨历史—政治哲学问题的纲领性表达。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及其意义

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是贯穿整个康德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判断和衡量人类的道德进步和现世幸福的最高尺度。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永久和平"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并肯定了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     

池田大作东亚和平理论初探

池田大作认为东亚和平是东亚国家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幸福的重要条件，也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他提出：东亚和平的思想基础是人性革命，经济基础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历史基础是文化的相似性，国际条件是建立亚洲的国际组织，对话、交流和教育则是东亚和平的重要实现方式。池田大作东亚和平理论是亚洲和平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东方文化的明显特点，是东方文明对世界和平思想的一大贡献。     

历史的道德旨趣——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

康德认为 ,没有一个关于历史的道德旨趣 ,道德行为者的自律是不稳固的。康德试图这样描述历史的道德旨趣 ,充分挖掘“包涵先天原则的普遍历史的观念” ,同时 ,他认为能产生一个关于道德世界的反思性观念的实践理性 ,需要创造一个历史的道德旨趣以便超越个人的目标。康德关于历史符号的理论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历史的进程并不能直接由经验决定 ,这种进步是按照具有绝对必然性的实践理性的原则进行的。被当成符号的人类经验具有肯定功能 ,它们避免了自然与理性的二分 ,因为它们的源头是想像 ,想像是一个枢纽 ,想像能够传达消息。理性在一个扩大的领域内不能获得善 ,相反 ,是它创造了善 ,这就是为什么理性以历史的道德旨趣为基础的原因。     

核威慑的四大风险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中的核威慑自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技术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对立的主客思维方式、失序的国际规范、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缺失的道德责任导致了核威慑风险的产生与升级,而其中的道德责任是根本性的影响因子。面对日趋严峻的核安全形势,各国应该培植政治智慧与道德理性,强化共生意识和本体性安全,构建平等、正义的核安全合作机制,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让参与者共享安全与和平。拥核国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切实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努力铲除核恐怖主义,稳步推进世界无核化进程。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全球安全危机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大国博弈加剧世界局势的动荡,中东、中亚和南海成为国际军事力量角逐的敏感地区。在新冷战思维下,美国和俄罗斯先后退出《中导条约》,意欲谋求新核武威慑。恐怖主义呈现全球扩散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强国以传统安全观为理论指导,利用反恐战争实行霸权主义,趁机削弱假想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社会必须在安全观上完成新旧更替,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行动指南,打破安全困境,消除战略互疑,回应人类和平、合作与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重建全球反恐合作机制,终结恐怖主义危害,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从无政府状态到和谐世界秩序的建构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缺少一个共同的最高权威。但是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并不是无序的,而是逐步朝着有序方向演进的,其无政府状态的程度随着历史的进步而逐步减轻,有序性在不断增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国际社会秩序出现过均势秩序、霸权秩序和多极竞争秩序,但这些秩序模式均不是理想的国际秩序模式。中国提出了建构和谐世界秩序的主张,正确反映了国际社会演进的方向,符合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能最大程度地减轻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促进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因而是理想的国际社会秩序模式。     

也谈超越时代困境的和谐发展理念

东、西方社会在各自自发发展中始终没有走出所谓的“和谐”与“发展”的两难悖境,资本扩张更将整个人类推向覆毁险地。和谐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将中国传统和谐思维与现代化在时空新阈境中实现内在融汇,更是中国超越时代困境的特色之路,它表明中国解决国内、外矛盾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更高阶段。     

环境友好型社会三重和谐论

环境友好,表征着构成环境各因素与基本条件的和谐一致、共生同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应从生态、国内与国际三重视阈进行。在生态环境上,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在国内环境上,注重以人为本,化解矛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国际环境上,注重博采众长、合作共赢,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隐喻看逻辑推理的起源——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启示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提供了大量生动的实证案例,为我们探讨人类逻辑思维的起源打开了一扇大门。他指出,人类原始思维是一种以“互渗律”(如隐喻)为特色的“前逻辑思维”,它不受逻辑思维的矛盾律的制约,但也并不与之绝对冲突,只是对之不在意而已。而从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来看,整体上都是一个从原始互渗律占优势到逻辑思维逐渐占优势的过程,双方既有互相妨碍的方面,同时也有互相促进和提升的方面,谁也离不开谁;且归根结底,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互渗的思维方式在进化中自否定的结果,原始思维是逻辑思维的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基本上未能摆脱原始互渗律的束缚而发挥其潜在的逻辑功能,有待于在吸收西方逻辑思维的文化融合中重塑汉语思维的现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