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述评

学界普遍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其行政改革密不可分.中国学术界研究者通过政治学、行政学、史学等视角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日两国由于地缘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对战后日本行政改革研究的梳理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参考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战后日本学术界的近现代中国史观

本文拟以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的主要研究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主要成就等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线索，试图厘清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向、主要学术成就以及研究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战后日本学术界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史学观。     

战后日本学术界辛亥革命问题研究述评

辛亥革命即将迎来一百周年纪念，就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日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成为海外这一领域的重镇。因为日本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数量非常庞大，研究时限长，成果形式多样，研究队伍也颇具规模，所以本文并非对已有成果的一般性梳理和辨析，而是在总体上对战后日本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研究的状况进行述评。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大转折张秀兰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甲午战前，英国和俄国的矛盾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甲午战后，日本和俄国的矛盾日益激...     

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

自古以来,日本对华观的基调是仰慕和学习,但在晚期封建社会的江户幕府中后期,仰慕型对华观遇到挑战。中国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至甲午战败期间,日本的对华观又经历了从仰慕到平视、再由平视到蔑视的转化过程。本文依据基础史料,以日本近世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期间对华观的演变为“纵轴”,系统地考察梳理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变动的轨迹,并以两国工业化、军事近代化等影响其对华认识的主要因素为“横轴”,分析了不同阶段对华观的特征及其变化的深层动因,进而探究了近代日本对华行动选择的思想根源。     

历史与现实:中日海权战略之比较

日本近代海权战略形成于明治维新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时,发达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近代海权战略萌芽于鸦片战争之后,觉醒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辛亥革命之际。中日两国近代海权理论发展的非对称性,决定了两国在海防战略、海军发展战略、制海权战略等方面的分野,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海战中的受挫。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要想成为海洋强国必须对近代海权战略做全面反思。本文通过中日近代海权战略的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启示意义。     

中日两大学日本史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

1988年5月上日至6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史专业研究生学术交流团一行十五人访问南开大学,并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专业研究生举行学术交流会。会上,中日双方提出学术报告五篇,与会者针对报告内容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一、中日两国日本史研究的现状与动向。日方在报告中介绍了战后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特点,指出战后日本史学界摆脱了战前皇国史观的束缚,批判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批判了以美国学者为代表提出的“近代化论”思想,使日本历     

战后日本学术界中国东北民族起源研究评述

本文以战后日本学术界的中国东北民族起源研究史为中心线索，探索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关于东北民族起源研究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及主要学术观点，并从中试图探讨日本学术界的关于东北民族起源研究最新动态及研究方法。     

战前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特征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度虽然是在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传承上的必然联系。但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与战后日本的官僚体系相比较，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或不同就构成了战前日本官僚制度的特征或特点。     

让优秀学术成果走出国门——记《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文版出版座谈会

让优秀学术成果走出国门——记《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文版出版座谈会刘艺书曾于１９９７年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学术著作《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已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译成日文出版。日前该书已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