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afety与Biosecurity:同一理论框架下的两个不同概念

生物安全是指防止由生物技术及微生物危险物质引起的生物危害,或者说是指防治生物技术及微生物生物污染。虽然biosafety与biosecurity都被称作生物安全,但biosafety强调的是防止非故意引起的生物技术及微生物生物危害,biosecurity则是指主动地采取措施防止故意的,如窃取及滥用生物技术及微生物危险物质引起的生物危害。一个将biosafety和biosecurity中割裂的各个部分以专题(生物技术安全、实验室生物安全、农林畜业及食品安全、危险病原体及生化毒素的管理、流行病及公共健康管理、生物武器管制与生物战的预防)的形式综合起来,使它们更有效率更有成效的、广泛的、可全球共享的生物安全理论框架已成为必需。     

生物技术发展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研究

快速发展的现代生物技术导致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出现,人们在获益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这些产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的危害。本文重点讨论了转基因生物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在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生物安全保护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生物安全及其评价

广义的生物安全应包括人类健康、农业和环境生物(生物多样性)安全三个方面,而狭义的生物安全则主要包括转基因生物安全和生物入侵引起的生物安全两个方面。文章分别从转基因生物技术和外来生物入侵两个方面探讨了生物安全问题,并就两者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价。     

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生物安全议定书》与国际环境法的新发展

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产生了基因污染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危险性并存 ,为了防止基因污染的危害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 ,包括中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安全议定书》主要对转基因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即国际贸易的安全性作出了规定 ,这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一个条约 ,它首次将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 ,并将对各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GMO)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 ,从而影响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也使国际环境法出现了一个新领域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价值理念、价值定位与价值追求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实质是人类对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和食品安全风险的忍耐力评价标准。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基因生物安全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特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学本质在于通过风险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降低、消除转基因生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价值——转基因生物安全价值的需求,须尽快修正和弥补现有转基因生物安全相关立法之负面效应与不足,而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制定必须以人本主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秩序为价值定位,以公共安全为价值追求。     

从职业暴露及防护的角度浅议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目的从职业暴露及防护的角度探讨基层专科医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步规范管理。方法对本实验室2009—2012年的职业暴露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结果发生职业暴露38例，工龄≤5年20例（52．63％）；锐器刺伤25例（65．79）；对暴露部位和环境物表消毒处理正确18例（36．84％）。暴露源感染乙肝病毒和不清楚21例（55．26％）。结论生物危害因子是实验室常见和重要暴露源，工作人员易发生锐器刺伤，暴露后对局部和外环境的正确处置率低。因此，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提高防护意识和正确处置职业暴露的能力，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     

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思考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转基因生物引起的国际损害责任问题已经成为热点问题。《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解决国际转基因生物引起的损害责任和赔偿问题的法律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为此召开了三次缔约方会议，成立了损害和赔偿责任法律技术专家组。转基因生物损害的活动、范围、损害的范畴、责任者的确定、财务保证机制和法律文书是国际损害责任中最主要的问题。损害的活动包括转基因生物体的运输、越境、处理或使用，损害的范围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环境损害、传统损害和采取防止措施所需的费用。在财务保证方面，建立转基因生物国际损害赔偿基金。在法律文件方面，可以先制定一个无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然后再制定具有法律约束性的责任制度。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全球治理时代,现代生物技术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利益性和风险性等特征,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主要涉及个人、国家与国际3个层面.作为生物资源大国和粮食大国,中国应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生物安全观,从战略高度重视现代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关政策法律措施.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方法”之界定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有概括性和补充性的特征，在理解其中的“危险方法”时应严格解释。“其他危险方法”不仅是指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而且是指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以外的危险方法。其中“危险行为”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危险性相当的行为，一经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方法。在认定时，可参酌危害行为的本质、危害行为的对象、危害行为发生的场合及实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具体分析。     

动物方面生物安全的若干探讨

本文对有关动物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作了探讨.生物安全主要涉及到环境生物、农业和人类的健康这三方面.生物安全的外来威胁来自外来有害生物、生态入侵和外来转基因生物,通过对这三方面的阐述,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要求与系统思维

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是生物安全的根本价值目的和本质内涵规定,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意味着维持生物处于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自然状态,是自然界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社会成员和机构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遵循生物安全治理规律,协调好人与非人生物之间和谐共生的社会治理活动。建构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不受威胁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需要广泛树立和应用综合性思维、网络性思维和全面性思维等系统思维方式。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农业转基因技术日益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了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立法与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多方管理情况下联动机制的缺位、社会公众参与权和知情权的失落、转基因生物损害救济制度的缺失、转基因废物处置制度的立法空白等,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实践,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善措施。     

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的生物安全治理

文章以尺度、边界和身份建构为理论视角,借鉴微生物转向的理论进路,探讨微生物对安全边界和安全身份的影响,认为微生物的群内变异和群际感染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重塑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和人的本体安全,致使国家边界、身体(身份)边界和微生物(知识)边界之间新型互构关系的生成,这三个层面的辩证互动构成了微生物转向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的根本性关系。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对这一动态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和再构,以便重新审视与构筑这一认知转向背景下的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共性,进而促进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优化。     

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局限及其克服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突发的新冠疫情愈发凸显了生物安全保护的重要性。与理论层面的积极探讨对比,生物安全司法保护的关注在我国相对较少,对其进行剖析可以较好地回应司法层面生物安全领域应当着力之处。我国生物安全司法保护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薄弱且数量有限、关联司法案例责任救济形式单一等局限。对此,须从司法活动本身出发,提升司法活动自身技能、优化司法活动周遭因素、协同司法活动关联领域等三个方面予以克服。也应针对生物安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相应的立法供给,在完善综合性立法的同时,注重与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配合与衔接,从而达到维护生物安全的目的。     

生物安全问题的社会生态风险分析

本文论述了转基因生物、克隆技术、人类基因组研究等生物高新技术在人类健康、哲学、社会伦理、经济等方面的生物安全问题 ,对其社会生态风险进行了分析。     

生物安全与我国的生物安全法

生物安全法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一个环境法分支,也是我国环境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文章对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生物安全法,本质上是在没有科学明确证据的前提下,为行为主体设定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模式。我国的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开展较晚,法律法规体系急待完善。     

转基因食品知情权有待加强

虽然目前尚无科学结论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不良影响，但国际社会十分关注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2001年1月，包括我国在内的113个国家在加拿大签署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消费者有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转基因产品越境转移时，进口国可以对其实施安全评价与标识管理。而欧盟也明确提出了转基因产品管理的两大原则：安全预防和事先知情同意。     

防控生猪重大疫病: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发生机制研究 ——基于四省(市)的调查数据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是防控生猪重大疫病的坚实壁垒,只有不断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才能确保养猪户养殖收益稳定和社会安定.结合调查数据,在全面分析养猪户生物安全防控现状基础上,运用Logit-ISM模型确定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析其内在发生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养猪户生物安全措施和技术采用不完善,投入品采购和使用、疫病防控等是薄弱环节,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不高.第二,养猪户决策人受教育程度、养殖规模、养殖收入比例、技术培训和标准化养殖场认知对养猪户采纳隔离观察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养殖规模、养殖收入比例、标准化养殖场认知、养殖保险、技术培训和生产组织对养猪户采纳消毒处理措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不同影响因素间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养殖环境特征和行为认知特征是养猪户生物安全行为形成的直接原因,个人基本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是间接或根源原因,但后者需要借助前者发挥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