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领户分封制

成吉思汗于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国时,其疆域东括兴安岭,西尽阿尔泰山,北至“林木中百姓”各部,南到金长城。如何巩固刚刚建立的蒙古汗国?如何加强至高无上的大汗之权?是成吉思汗的当务之急。为此,成吉思汗着手进行的第一个社会改革和制定的政治制度是领户分封制,也称之为千户制。成吉思汗所实行的领户分封制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千户。成吉思汗把其统辖的全国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分封给八十八个开国功臣。千户之上有万户,千户之下有百户、十     

清代四川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考述

明正土司居于康区入内地门户,在康区藏族研究中地位重要.明正土司所辖49员土千百户今地,已有的研究虽逐个列出,但其中有模糊的解说,仅列出在某县,有的有误.有的地名发生变化,应予更新.本文考订:今地全部更新,本文新考订出的今地确切地点有23员土百户,特别是对沙卡土百户、作苏策土百户、拉哩土百户、姆朱土百户、药壤土百户、呷哪工弄土百户、吉增卡桑阿笼土百户、本滚土百户、白隅土百户的考订,是以前专家未考订出的.对23员土百户之外的或更新,或有修正.另增加了49员之外的章谷土千户.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元代汉人世侯行唐邸氏家族

行唐邸氏是元代重要的汉人世侯之一。学界对其虽有一些研究,然并无专文对其进行全面探讨。该家族从第三代邸显常、邸顺、邸常、邸琮归顺蒙古开始显世,在蒙古对金、宋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因此受到封赏。从此便以邸顺支受封并承袭归德万户、邸琮支受封并承袭颍州万户传其世系。研究表明:行唐邸氏在战功、文治上的作为,受蒙古统治者重视的程度及其在元代的显赫地位,都足以将其归入"大藩"之列。     

清代临安府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以S3451号文本之“关告科”与“开解科”为例

以收藏于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Bodleian)图书馆的S3451号瑶族宗教经本为例,将其中的"关告科"与"开解科"两节仪式与汉地道教的科仪文本相较发现:无论是从神学观念还是从仪式程序、具体环节来看,瑶族的宗教仪式皆有着浓厚的汉地道教色彩,实际上是对汉地道教斋醮科仪的一种"借用"。通过这种考察,可以确证瑶族宗教仪式中的汉地道教元素,有助于深化学界关于瑶族宗教的认识。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明代辽宁地区蒙古族的迁徙与分布

一、内迁民和降服民明洪武四年(元宣光二年,137工年),明朝为了隔绝漠南蒙古与漠北蒙古之间的往来,将大批塞外居民迁入内地。是年三月,徙山后民3万5千户于内地,徙沙漠民3万2千户于北平(今北京)。是时,故元溃散军民于宜州、兴州、锦州、川州(今辽宁北票市境)等地屯住。洪武六年为明军征服,安置内地。《明实录》洪武六年条载。“三月丁巳,燕山卫指挥朱杲奏:近领兵以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请以少壮者隶各卫为军,俾之屯守,老弱隶北平为民。从之。”     

深入社区 让民政工作更有底气

今年3月初,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民政局启动了深入7000多户民政对象中"听民声、访民情、解民难"的"百人千户大走访"活动,全区民政干部、基层民政办主任、民政专干、民政协管员等100多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在"百人千户大走访"会议上,樊城区民政局     

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考

前言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是元朝的一支重要军队,它与侍卫二十六卫及山东河北、河东陕西、四川的三个蒙古军都万户府共同构成了元朝中央军。《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记载了元朝军队的全貌。据此,河南淮北蒙古军如表1所示,是由四个万户队及两个附属千户队构成,全军共有千户队三十四个。平定南宋后,元朝将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混编成三十七翼万户队,配置在以河南,江北一带为中心的地区。但不知何故,河南淮北蒙古军没有被编入这三十七翼之中。萧启庆指出,由于帝国京城大都和上述在政治上不受信任的汉军、新附军驻守的南方在地域上相隔甚远,所以在黄河沿线集中了山东河北四万户(后为六万户)及河南淮北四万户的蒙古军队。     

美岱召泰和门石匾铭文考释

位于呼和浩特以西大青山南麓的美岱召(灵觉寺)曾是16世纪阿勒坦汗及其子孙所统领的蒙古土默特万户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美岱召现存的蒙古土默特万户的文字史料只有丙午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镶嵌在泰和门门额上的石匾铭文,是中外学者探讨和研究蒙古土默特历史的重要实证。由于铭文中所记录的人物关系和事件距今已有400年,又缺乏其它文字史     

魏晋南北朝考课等第的划分

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同级别官员作参照物，如各州郡以本辖区官员相比、朝廷以天下同类级别官员相比，来确定不同范围官员的考课等第。魏晋南北朝考课等第的划分等级时有变化，适应了对官员升降赏罚的政治需要，强化了考课的黜陟功能。     

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

本文论述了蒙元政府推行土官制度的原因和特点。笔者认为，土官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与蒙元时代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其特点主要有：重用土官，土流参治，土官民族成份复杂，中央政府对土官有任命权与处置权。蒙元政府通过土官加强了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统治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从《红楼梦》看清代继承制度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当时的家族伦理关系以及家庭财产关系，其中关于宁国府和荣国府二府在身份继承及家庭财产分配方面的描写，实为清代继承制度的一个缩影。今天从法制的角度对之加以探讨，可以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对完善我国现今的继承制度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疆域调整,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治活动表现。通过这些重要活动,清王朝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云贵两省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历史地理和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和构建这些政治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展开情况,在仔细判读史料基础上,发现清前中期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并未对一些地域社会起到完全重构的作用,重建或者说有效填补了一个地域社会没有像学界原来认识的那样理想化呈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行政管理缺失,但由于移民经济开发的有利环境出现,总体上还是带动了云贵地区社会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趋势。这个发现不仅对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云贵地区清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有新的启示。     

中国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效率及其经济贡献率研究

以中国省域高校2004-2016年数据为基础，借助SPSS统计工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分析了省域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采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评价分析了省域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借鉴"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速度方程"，评价分析了省域高校的科技创新经济贡献率。将三个维度指标分别取平均值，高于平均值的数界定为"高"，低于平均值的数界定为"低"。研究发现，三项指标和省份产生了如下对应结果：（1）高-高-高：辽宁、陕西、山东；（2）高-高-低：江苏、广东、浙江；（3）高-低-高：北京、上海、湖北、安徽；（4）低-高-高：吉林、广西、云南、内蒙古、贵州、海南；（5）高-低-低：四川、河南；（6）低-高-低：江西、福建、新疆；（7）低-低-高：湖南、天津、重庆；（8）低-低-低：黑龙江、河北、山西、甘肃。从表现为"高-高-高"的辽宁、陕西和山东3个省份情况看，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效率、经济贡献率和GDP增长率之间有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与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情况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的选择

常见的会计确认收益和费用的标准有两个，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者对于确认收益和费用的基本标准不同。收付实现制关注现金流量，即当收到现金时，该收益就得到确认；而权责发生制并不关注现金流量，而是看重收益。权责发生制有它本身不可替代的优点，但是收付实现制在特定的企业或经济条件下更具有现实意义，成为对权责发生制最有力且必不可少的补充。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互补其短，为此才能更好地进行会计确认和核算。     

明代礼乐制度与乐章体词曲

明初朱元璋的乐制改革以重定乐章为重点,在强调乐章文辞政教功用的同时,忽视了乐律的重要性,无意雅俗之辨,此趋势在永乐、嘉靖两个时期有进一步发展。这一倾向使得词曲类俗文学文体登堂入室,与宴乐制度结合,逐步渗入朝廷的乐章创作之中,严重影响了礼乐的严肃性。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散曲地位的尊化与格调的雅化,并对明代的演剧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馆阁背景下的功能化文学模式的推广也成为明词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告御状”：汉代诣阙上诉制度

诣阙上诉制度是汉代司法程序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源于"谳狱"制度。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最高统治者裁决,也是冤假错案获得平反的最后机会,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封建专制政治下,真正能"诣阙"者廖廖无几,只是给人一种虚无飘渺的希望,带有极大的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