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维新派科技兴农思想论要

晚期维新派的科技兴农思想主要有：创设农业机构,兴办农会,以主持农业改良;办农业教育、出版农学书刊,以传播农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和新式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采用新式机器、加工农产品,以改进土货质量;引进、推广良种,以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述思想对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催生了上海农学会的诞生和《农学报》的刊行;推动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勃兴和农学知识的传播;使一批外来物种得以在中国引进;促使中国农具开始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发展;推动了中国农业由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型。     

戊戌时期科技兴农思想论要

戊戌时期,为挽救中国农业和扭转外贸逆差,有识之士提出了科技兴农思想.其主要观点有:创设农业机构,兴办农会,以主持农业改良;办农业教育、出版农学书刊,以传播农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和新式农具、从事农业生产,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采用新式机器、加工农产品,以改进土货质量;引进、推广良种,以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述主张推动了清廷农业上的革新,从而对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农业教育的勃兴和农学知识的传播;使一批外来物种得以在中国引进;促使中国农具开始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向发展;推动了中国农业由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的转型.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藤田抄本《宋会要·食货·市舶》考源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博士,于1916年在中国,曾手录《宋会要·食货·市舶》一门,写本今藏于日本东洋文库。关于藤田写本所根据的底本,在中国和日本学者中,都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抄自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原稿。这种说法最早见于1932年汤中所著《宋会要研究》。1936年日本学者江田忠在《徐辑宋会要稿本目录》的序言中,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中华农学会与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

现代农学研究机构的创设,是晚清以降中国农业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趋新知识人移植西方学术建制在农学界的具体投影.近代类似思想与行动虽然发端甚早,但受诸多因素制约,难以形成实效,直到中华农学会以争取"庚款"为契机,鼓动创立中华农学研究院,局面才为之一变.梳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可重建朝野人士引入西方农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取向、具体行动及变化的历史图景,也可揭示其在政治乱局中以试验研究推进本土农业科学化及域外农学本土化的曲折心路历程.     

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推动下,清末民初翻译来的西方逻辑学译本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多将Logic译为辨学、名学、理则学;二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日本学者编著的译本,多将Logic翻译为论理学。这些以“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为译名的西方逻辑学译本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逻辑学开始发轫并成形。在译介西方传统逻辑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博采众长,编译出各种逻辑学讲义,以适合中国读者及清末新式学堂教学之用。随着晚清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逻辑学以“论理学”或“名学”的名义,在新学制中占有一席之地,列入师范学校及高等学堂日常教学设置中。新式学堂课程日益完善,从西方移植来的逻辑学,亦随之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现代新学科。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上)

杨昌济是近代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学日本的经历和回国之后对日本学术思想界的关注及其对日文著作的翻译,都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是日本当时的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以及以日本为中介所接触到的西方同类思想,是他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早期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经典著作的汉译考察——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为例

清末民初,以留日知识分子为译介主体开启了日本明治时期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译介进程.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早期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大量译介,为20世纪的中国输入了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术语.该文以村井知至著《社会主义》的汉译为考察案例,通过译介底本和译本的中日文双语对比考证,从翻...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富国策》的翻译与西方经济学在华的早期传播

丁韪良是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和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他与京师同文馆学生汪凤藻合作翻译的《富国策》一书,最早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系统介绍到中国。该书叙述到商品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等经济学理论,详细介绍了资本、地租、利息(利润)、价值、工价、钱币、邦国通商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创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重要著作,对近代中国人了解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传统农学学理内涵与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农学有其深奥的学理价值。本文阐明宇宙系统论是中国古代传统农学的宇宙观,在此指导下的古代传统农学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农学。古代传统农学理论体系与现代农业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系统、辩证的农业观。中国古代传统农学理论体系在天、地、人、物四要素下展开,构成古代传统农学八大理论原理和三宜原则,体现了天地自然之精神。农业逻辑是一种生命的逻辑,如果农业逻辑演变为纯工业化逻辑,将会带来工业化农业对自然的伤害。建立在宇宙系统观之上的农学理论是切合自然本性的生态理论。     

从易学传统看农道同源

《周易》经传和整个易学体系与我国古代传统农学之间存在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周易》产生于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思辨,使其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农学思想,并且随着农业生产等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富有明显的时代性,而《周易》经传和整个易学体系所固有的各种哲学思想也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指导.     

船政学堂对近代中国翻译的影响

船政人是近代中国最早掌握西方语言的群体,文书兼翻译梁鸣谦率先在船政推行"技术用语和机器设备规范",开启西文科技文献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先河。船政毕业生严复制订的《译书局章程》,强化了规范化翻译。严复编著的英文语法书籍《英文汉诂》,开启以西语语法研究古汉语的语法规律的先河;船政学堂文案马建忠根据西文文法,撰写出版的《马氏文通》,奠定汉语语法学基础。船政为近代中国翻译的先驱开创了口译、笔译两方面体系,确立了中国翻译的基本架构:科技文献、西洋法律及口译追求忠实于原文,以"直译"、"音译",以"信"为准绳,文学艺术作品翻译追求文理、文采及意境等,以"意译","达""雅"为准绳。"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学术界和翻译界所推崇。船政孕育了近代中国较有影响的闽派翻译。     

许筠与《闲情录》

许筠《闲情录》一书第十六卷治农部分专门谈论农学问题 ,从谷物蔬菜到养牛、鸡、鱼、蚕 ,包罗万象。书中反映了农业经营观念 ,是朝鲜农业经营经济学的鼻祖     

日本宪法学在清末的输入

一、日本宪法学在清末鼎盛的原因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漫长,即使到了近代,这一过程仍未结束.一直到1887年,日本还曾将许多中国的汉译西方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万国公法>等)翻译成日文,通过中国来学习西洋文化.     

略论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大力提倡仿效日本变法,提倡翻译日文书籍并相应提出了一套翻译理论.变法失败后,粱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以日译西书为桥梁,翻译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积极进行思想启蒙活动.梁启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部分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爱国图存的强烈愿望.     

王国维悲剧思想之转变——以《〈红楼梦〉评论》与《宋元戏曲考》为中心的考察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首先从西方引进悲剧理论的学者,为中国后来的悲剧研究开了先河。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的悲剧思想有一以贯之之处,但随着对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系统深入,其悲剧思想从受叔本华的强烈影响到真正走进中国戏曲,从推崇出世解脱到看重"主人翁之意志",从结构上的机械认定到灵活处理,已然发生了转变、发展而进一步成熟了。     

经典的另一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严译《天演论》与中国近代文化

严复,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于一八九五年译述的《天演论》是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日趋深化的产物;严复对中国近代文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更重要的则是他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实际,重新"改做"了《天演论》;严译《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