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资源与策略: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现实表明,中国利益集团已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中国公共政策过程.本文旨在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是怎样的？论文构建了一个动机、资源和策略的分析框架,通过研究发现:利益驱动是利益集团涉入公共政策的主要动机,利益认知、利益激励和利益竞夺构成了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路线图;利益集团拥有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信息资源和关系资源决定了其会采取何种策略影响公共政策;利益集团为实现其政策目标,需要借助一系列的行为策略去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这些行为策略主要包括利益表达、多重游说、合作联盟、俘获官僚和塑造舆论等.     

我国党政关系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和对策

中国共产党参与政府决策 ,并且是政策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者 ,这就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这种党政一体 ,以党为主的模式导致了法定结构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定结构互存的状况 ,对公共政策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建构法治化的党政关系 ,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政府在介入经济的时候,存在失灵问题.一是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的缺陷,包括反垄断、消除外部性、克服信息不对称、实行收入再分配、提供公共物品、调控宏观经济控制等过程中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不公平等问题.二是公共政策过程中可能的不公平和失效现象,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在投票、利益集团协商和精英决策三种决策模式中都可能存在.三是政府行为的非竞争本性所附带的非效率后果,官员的行为既无成本约束,又缺乏利润动机.四是官员行为的官僚主义难以避免,原因在于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双边垄断"关系.五是利益集团操纵政策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倾向于"分利",而不是增进公共利益.     

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制定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日益分化的利益格局使得利益集团的产生难以避免,同时,渐趋成型的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要以法制化形式将利益集团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公共政策制定要与弱势群体沟通,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公共政策,体现社会公正。政府应均衡各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集团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

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已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我国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质,在新体制下发育并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参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遭遇到许多障碍和阻力。具体地说,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陷入了五大困境,即,组织保障困境、制度安排困境、体制容纳困境、法律规范困境和文化认同困境。     

利益集团政策学: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利益集团越来越多的介入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利益集团政策学即研究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动机、行为及其结果.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一般从制度分析、利益分析、主体分析、过程分析和结果分析五个方面展开.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认识并将利益集团对中国政策的影响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防止其绑架中国公共政策,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利益集团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利益集团以共同利益或共同态度为基础,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手段,希望政府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本文从诠释利益集团的定义入手,考察了利益集团的活动策略,分析了利益集团的作用和发展中面临的困境.笔者认为,实现政治公平是利益集团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     

中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方式之比较

西方利益集团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主要包括渗入选举过程以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疏通政府以影响政府的行政活动,广泛介入立法过程以影响立法结果,以及采用公开运动、和平示威、停止合作等方式。中国利益集团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府行政部门和大众传播媒介来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这种差异是源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文化的不同。要促进我国利益集团的健康发展。政府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利益集团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社会公众和利益集团的公共精神,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利益集团的规范化发展。     

欧盟层面利益集团及其对欧盟决策过程的作用和影响

欧盟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其利益集团与主权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有着很大的不同有其自身的分类特点和发展趋势,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欧盟层面的利益集团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在欧盟多层级的治理体系下,欧盟的利益集团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它们为了获取各自的利益会通过欧盟的一些机构如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等对其施加作用并影响其决策的过程和政策的制定,此外也会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去对欧盟决策发挥作用。     

试述强势利益集团与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速都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众多强势利益集团的产生,其对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需透明化、程序化、民主化、法制化。     

分配与分享——"均分与选择"原则对于城市建设政策决策的公众参与的借鉴意义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对政府部门的干扰是公共政策出现偏差和变形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建设工作中,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与城市民众利益的实现,以及地产商的逐利本能,三者之问如何博弈与互动,哈林顿的"均分与选择"原则指导下的公共决策公民参与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党腐败及其治理

政党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成果。政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削弱,导致了西方政治过程中利益集团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强势崛起,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向执政党施加压力,以期将集团的利益诉求通过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合法化。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媾和促成了权力与利益的互换,政党腐败滋生,腐蚀和瓦解着当前政治体制,耗竭政党的社会基础与执政资源,威胁政党政治的生命。为此,只有完善政党与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规范,实现对政党权力的约束;改变单一的政党经费筹集方式,增强竞选经费使用的透明度;建立开放与多元竞争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利益均衡,构筑明确的权力与利益边界,才能重构政党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消减政党与利益集团的不正当交易,遏制腐败的发生。     

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案例研究

后冷战时期,随着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系统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相对转移,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程度有所增强。20世纪后期,利益集团在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角逐,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集团游说取得了明显成效,表明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利益集团理论视野下的公共政策优化

产生于西方的利益集团理论,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论框架,虽然比较能够有效地阐释西方的公共政策过程,然而其自身也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由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背景的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与西方的利益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照搬利益集团理论的逻辑理路,必须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对利益集团理论的超越。只有如此,才能优化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     

当代中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探析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我国初步形成了涉及经济、政治、公益及其他类别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过程中存在着差异和问题.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利益诉求外部环境,承认利益集团的政策主体地位,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可以促使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得以体现.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集团冲突及其控制

当代中国公共决策中的利益集团冲突日趋明显,这些冲突对公共决策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协商民主理论和由此发展出的利益集团协商解决冲突理论提出了一种通过协商、对话、妥协解决决策中利益集团冲突的策略.其与中国现实的契合性表明其可以成为控制公共决策中利益集团冲突的可行策略选择.根据这一策略提出一系列控制利益集团冲突的具体路径.     

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博弈行为的绩效分析

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包括私人产权要求者利益集团、农村基层管理者利益集团、官僚和政治家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博弈行为带来的社会经济绩效和制度绩效明显表现出负绩效大于正绩效,这种博弈所诱导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合理,必须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扭转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美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集团之比较

公共政策是对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利益问题,包括利益集团在内的政策目标群体必然广泛关注政策制定及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美两国利益集团的基本情况以及其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加强发展我国利益集团的看法.     

基于官僚组织“领域”理论的公共决策优化

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组织“领域”理论揭示了在官僚组织中领域观念是如何作用于公共决策的。在官僚制组织形态下,组织的领域观念及其保卫自身领域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官僚组织“领域”构成了公共组织决策的既存环境,任何公共决策都必然地受其影响。提升官僚组织“中心领域”决策质量;优化官僚组织“内部边缘领域”和“外围领域”的决策合作;建立健全官僚组织“无人地带”决策机制。     

论强势利益集团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势利益集团的存在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强势利益集团的形成对我国地方政府决策过程既具有积极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将强势利益集团的作用纳入到我国地方政府决策优化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正确引导其有序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有利于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