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特点

素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之称的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繁盛,族人为了团结族人,联宗、睦族,开始大量地编修谱牒,家谱数量达到历史之最,本文以明清时期徽州家谱善本这一宝贵的原始资料为基础,通过广泛收集、分析,研究徽州族人在编修家谱时所呈现出的一些显著性特点,为后世族人更好地认识徽州宗族、徽州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徽州谱牒的纂修、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研究

徽州谱牒纂修在明代达到了巅峰,无论类型、体例、内容,还是纂修、刊刻的管理制度,都远胜前代,呈现出日臻成熟和完善的发展趋势.其中各类统宗谱以及跨地域的徽州名门望族谱牒--<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的问世,标志着明代徽州谱牒纂修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和成熟.从纂修和管理的视角,对明代徽州谱牒纂修与管理制度及其家国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探索,澄清了某些是非,弥补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徽州家谱编修特点与价值研究——以《馆田李氏宗谱》为例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文献资料,有较系统的编纂理论与方法。在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过程中,编修者十分注重家谱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具体表现在重视家谱体例继承与发展、重视家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重视家谱的教化和激励功能。《馆田李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上述特点,袭用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该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乡村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的互动

明清徽州家谱编修与徽商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影响。徽州家谱通过编修活动宣扬了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为徽商的经商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家谱的编修使徽商名垂后代成为可能,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内在追求。家谱的修撰还为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重要的凭证,使他们能够通过商籍顺利入仕。在家谱成为徽商发展不可或缺因素的同时,徽商也为家谱的编修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明清徽州家谱编纂的繁荣。     

浅议虹关“树谱”《古樟吟集》

清代以来，徽州地区方志与谱牒的编修，进入全盛时期。其时，不仅府县乡镇产生了一批体例成熟、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志书，而且诸姓氏族也纂修了大量记述族姓源流、宗族世系的谱牒。另外还有许多学者竞相私撰了各类专志，成书数量之多，实乃空前。民国间，婺源虹关人詹佩弦所编《古樟吟集》，可为一例。这一例且是特殊的一例。因为，一书专记一树，想必在全国也较为少见。     

瀛洲村始祖章运迁徙年份、地址及原因考

谱牒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内涵之一。今逢盛世,修谱之风吹遍绩溪翠岭南北,大小姓氏,已修成的新谱约有20余部,这为徽州谱牒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瀛洲村（又称油坑口、瀛川。仅指自然村）是绩溪的大村之一,1998年版《绩溪县志》上名列第七;章姓是绩溪的大姓,坊间称胡、汪、章或胡、汪、周、章。全县章姓子民,绝大多数又是瀛洲始迁祖章运的后裔。在我的“伸头”（绩溪方言,义近似牵头）下。     

徽州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以婺源西冲俞氏为例

2005年10月20-23日．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黄山学院共同主办的“徽州谱牒：家族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徽学故里黄山圆满召开。笔者有幸参与盛会，并提交了题为《徽商活动与村落、家族社区的历程——以〈星源西冲俞氏宗谱〉为中心》的论文。兹将当时写作这篇论文期间对于徽学研究的一点想法写下来，     

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编纂特色

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是在方志全盛时期的清代编纂完成。它有着与前志不同的鲜明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编纂过程的不同,突破了在当地志局编修完成的前例;二、编修体例不同,前志采用平目体,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府志》采用更为符合需要的纲目体;三、编纂理论和编纂思想的不同,确立了成熟的视志如史的编纂思想。提出了对各级地方政府所修方志范围的界定。从诸特色中体现了清代方志编纂的成熟。     

清初徽州学术界对理学传统的重建

清初,徽州理学知识分子在汪佑、吴日慎和施璜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明确书院讲会的“宗朱”宗旨、建立塾讲制度和强化徽州理学的学术谱系等措施,清除心学的影响,使理学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下的谱牒档案的保护与文化价值探析

谱牒档案承载着家族历史的发展,有着稳定宗族内部秩序,延续良好家风、提升宗族凝聚力的作用。谱牒档案也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详细、真实的原始资料,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对谱牒档案的保护工作也受到社会各级的广泛重视。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如何进行谱牒档案的保护工作,并且深入分析了谱牒档案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所蕴含的重要价值,希望对谱牒档案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参考意义。     

罗香林先生对谱牒研究的贡献

罗香林以谱牒研究闻名,他对谱牒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运用谱牒解决了诸如洪秀全的出身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二是运用谱牒资料撰写了<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等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三是架构了中国谱牒学的理论体系.他在我国20世纪谱牒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陋俗述论

明清时期的徽州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剧烈变革导致诸多陋俗的产生,如流氓无赖横行、赌风日炽、迷信活动猖獗等。这一时期徽州社会出现的陋俗与以往相比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多与民众的日常娱乐活动和官方力量相结合,波及范围更广,危害程度更深。它们大肆活动,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污染了社会风气。尽管徽州地方官府和徽州宗族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应对陋俗,然而由于此时徽州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加之徽州宗族自身的衰弱,使得这些陋俗屡禁不止。     

金代女真皇族谱牒文化述论

和其他民族一样,女真谱牒经历了由口传谱牒向书写谱牒的发展过程.景祖一系完颜阿离合懑、完颜勖、完颜宗翰留意女真系谱法度,搜集、传承先祖遗事,撰定女真完颜族谱,为女真谱牒整理做出贡献.女真谱牒文化的意义在于,通过女真谱牒的传承,教育女真子弟保持传统族风、遵守世选世婚制度、重视士族作用,延续民族发展.女真谱牒文化既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又包含着鲜明的崇尚汉文明的趋向.     

明清以来徽州与苏州社会保障的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 ,由于徽州与苏州两地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结构不同 ,其社会保障也各具特色。而徽州商人是徽州与苏州互动的中介 ,两地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发生互动联系。互动不仅对两地社会保障形式与内容产生影响 ,而且影响了两地社会的发展路向。     

北朝宗族谱牒述论

与南朝相比,北朝谱牒非常发达。北朝谱牒既是政府选官的重要依据,又是门第婚姻的凭据,同时它还具有收族作用。中古谱牒所记世系比宋元家谱要远,但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并不是维修原则,而是是否与政府选官相关。     

平顺与坎坷：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的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

朱熹理学自宋至明清在徽州地域社会各个层面深入人心,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处事方式,影响了徽州的民风民俗。这种理学的普世化、民间化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原因。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普世化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生态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生动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