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分析

本文在初步界定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涵义的基础上 ,从社会变迁、制度缺陷和利益诉求三个方面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 ,指出 :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 ,制度以及制度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因 ,而对制度创新预期净收益的诉求则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因。在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才得以持续进行。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基层民众对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看法——对化州市七个镇（街道）的调查

本文从农村管理政策评价,镇村干部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等三方面介绍和分析了基层民众对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态度和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看法。     

新形势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探研

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利益关系、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出现新情况和新要求,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已势在必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基层组织活力,真正发挥基层组织的应有作用。     

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初探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一项新的重大现实课题。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应摆脱传统的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行政管制模式的束缚,立足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以缓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利益为重点,以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为手段,积极探索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机制,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多元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     

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唯有扎根于农村才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唯有立基于"村民自治"才有其现实前景.数十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广大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的保障实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贡献.     

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唯有扎根于农村才有其坚实的社会基础,唯有立基于“村民自治”才有其现实前景。数十年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广大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大民主权利的保障实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对世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贡献。     

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现代价值

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此为背景,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则主要依托家族、乡里等基层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基层组织通过制定民间规约,集互助互济、行为规范、调处纠纷、过失相规于一体,寓管理于利益之中,化管理于日常生活秩序,极大地节约了社会管理成本。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应汲取其精华,以村民共同利益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基础,重视微基层组织建设,并给基层组织自我管理留下一定的必要空间。     

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行动

本文在对二十年来村民自治实践总体考察的基础上,概括了村民自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进而指出这是在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共同行动)过程中的制度创新.同时列举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现今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设想和建议.     

市场发育、政府主导和社会管理创新——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浙江项目的分析

社会管理创新表征着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区域性格。围绕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社会权利导向制度环境的营造,以及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浙江省各地政府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分析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市场发育对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并由此规定了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通过国家力量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水平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须注意其限度。     

派系竞争: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基于浙江省四个村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派系和派系竞争日益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构成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隐秘机制。派系是农村社会成员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派系具有派系利益的表达与保护、公共参与的动员与组织、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重要功能。派系和派系竞争促使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建构起一种以派系为核心,主要按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紧密程度向外扩展的新型差序格局,村庄公共权力基于派系关系进行配置,村民自治的运作发生了多方面的形变。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纲

社会管理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自由、民主、公平、平等、和谐的社会,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工作.本文属于一个框架性的研究,主要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方向与路径、创新的基础与重点等基础性问题作一个的探索性的分析,以期成为总结与研究各地创新经验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与经济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总体上遵循一种不出事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呈现出不恰当的功能和角色。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根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在风险社会的今天,这种逻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出事的逻辑,创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长久稳定与和谐。     

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嬗变与创新——基于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的调查

文章对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区域党委、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和谐共建理事会“三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做了调研分析,揭示了样本所具有的若干意义与启示.     

政府改革创新的社会条件与发展状态——地方干部的视角

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地方干部(主要是县处级以下的干部)对于政府改革创新的态度趋于理性,他们并非政府改革的阻碍者,而是支持者,乃至推动者.对于改革遇到的体制性障碍,他们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地方政府创新有利于改善微观制度环境.因此,要继续鼓励地方政府在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并且要重视创新的实际效果,破除部门利益的干扰.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社会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分化,其中之一是阶层的分化.国内外学者曾经对此作出深刻的研究,但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流转等因素的加入,农村阶层分化出现了新的状况.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可以将农村作如下阶层划分: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土地收入依赖程度、对土地流转的态度、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只有深入对分化的农民进行研究,理解不同阶层农民的政治、社会、文化态度,理解中央政策对不同阶层的不同影响,才能真正出台好的农村政策,而不至于顾此失彼.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