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传统酿酒业的发展——以四川酿酒业为中心的分析

民国时期是四川酒业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发展阶段,抗战时期更是四川酒业发展的巅峰.1937年四川奠定了其酒业大省的地位,1944年产量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酿酒业的发展使酒税成为国民政府货物税的最大来源,扩大了社会就业,解决了农产品的出路,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和城镇工商业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防动力酒精制造的需求,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贡献.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

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 ,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 ,而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 ,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 ,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 ,使得民国时期宗族在缓慢衰落的同时 ,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体制缺失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合办企业——以中国航空公司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航空公司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引进技术、中外合办新实业的开端,在其筹办与发展过程中,美方对中方权益的掠夺与国民政府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争,充分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引进外资政策与体制建设上的缺失.     

国民政府合作社政策缺陷的产生原因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政策存有诸多缺陷和失误。究其原因,有的是主观认识偏差所导致,有的是客观条件限制所造成,而有些则与其政权性质的局限性紧密相联。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的合作社政策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复兴乡村经济及解决民生问题的预定目标却未能达到。     

且得且失：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中的交通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货币与发行。1933年废两改元与1935年法币改革使中国初步实现币制统一与发行集中。交通银行作为具有发行特权的银行业航母,币制改革不仅直接关涉其本身的利益,其支持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币改的进程。而交通银行地位的逐步下落,不一定是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本意,却是币制改革不可避免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中国邮政储金事业探析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邮政储金初创的10年.在这短短的10年间,我国的邮政储金经历了从制度建立到业务发展的过程,凭着小额储蓄、稳妥安全的经营理念,其储金额、储金局数、储户数等基本业务指标总体上都呈上升的趋势.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的不断积累,邮政储金逐步成为中国邮政业和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于1930年被国民政府纳入其金融体系之中.     

民初和北洋时期利用外资及其利弊

本文所论及的民国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既包括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也包括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洋政府,还包括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在这方面的活动。经济史学界对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大借外债之行径,都持否定的意见。其实,从历史事实看,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并开展一些利用外资的活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对外经济关系,也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利用外资活动,对“实业救国”有所作为。对此,需要进行一番辨析。     

民国时期云南的实业及实业思潮述论

民国时期云南的实业及实业思潮述论王水乔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积极发展近代实业，在中央设有实业部，各省则设实业司，作为发展实业之机关。云南虽地处边疆，但自民国以来，政府及实业界人士为主云南实业的发展，一股发展实业的思潮颇为盛行。...     

广州国民政府与广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谋求经济独立,大力扶植民族工商业;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各种服务;组织、发动商界集资兴建公共货仓,组织保险公司,自办汇兑;实行币制改革;发展交通、通讯事业;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设立实业研究会和工业专门学校。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实施,大大促进了广东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清末实业教育述论

实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前身,其发展与晚清教育改革进程相伴随,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部分。实业教育制度在清末癸卵学制推行以后得以确立。晚清实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包含政府、士绅和商人等多种力量。人为推动使实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并且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要。师资力量不足是晚清实业教育发展的障碍之一,而经济力量不是主要推动力,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实业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光甫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援要求迫切,陈光甫两次奉命赴美谈判,签定了桐油借款协定和滇锡借款协定,为中国独立抗战取得了财力上的支持;他所创办的上海银行与中国旅行社等实业也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他还积极协助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近代中国地价税思想立法与实践研究

地价税制度被孙中山构想为解决近代中国土地问题的制度安排。于是,民国时期地价税制度得到深入的研究,国民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威权式地推进地价税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地价税法律体系,并在上海等地区开展了地价税征收实践。然而,地价税制度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设定的改革使命。除了竞争性制度安排、技术障碍、国民政府与土地所有者关系、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外,孙中山设定地价税职能也存在空想的成分,扭曲了土地升值再分配机制的制度职能。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地价税实践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思想制度化历程,窥探近代中国制度变迁障碍与挑战。近代地价税制度变革值得当前房产税制度改革借鉴。     

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密切 ,它曾是蒋介石上台的经济支柱 ,与蒋介石一道叛变中国革命 ,但当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 ,却为蒋所抛弃 ;江浙财团欲借蒋的力量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 ,也被蒋所粉碎。通过国民政府对江浙财团的利用、控制到吞并的过程可以看出 :南京国民政府并不真正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它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的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

台湾银行业在日据时代,殖民色彩浓厚,尤其是抗战时期,台湾银行业更是沦为日本军事扩张的财政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银行业进行了接收与改组,改变其殖民金融性质,并建立了独立于大陆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防止大陆通货膨胀波及台湾,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给战后初期台湾经济恢复重建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反而由于战后国民政府对台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致使苦心经营的台币防波堤最终因通货膨胀加剧而趋于崩溃。战后台湾金融走向崩溃的结局事实上是战后大陆与台湾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经济总崩溃的重要反映。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浅论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的资源委员会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西北地区作为战略地位仅次于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来进行经营,西北经济开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资源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战胜利和西北地区经济开发作出了一定贡献,构建了西北地区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虽然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仍在工业布局、结构、厂矿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效,可资当代西北开发参考.     

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