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

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启蒙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启蒙 ,同时也包括社会主义启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 ,社会主义启蒙取得了最终胜利。 2 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主义启蒙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启蒙历程包括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17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四个发展阶段 ,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和内在精神联系使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成为可能。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启蒙无论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社会进程还是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新学:中国的启蒙观念之内涵

启蒙思潮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启蒙观念本身学界却无定论.以社会史、思想史考察启蒙观念,都带有一定局限性.通过历史语境整合中国自明清之际以来的四次启蒙思潮,可突破这一局限,并彰显以新学为内涵的中国的启蒙观念.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中国启蒙思潮内源性探究

启蒙思潮的内源性与外源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启蒙与传统的关系,启蒙的本土化问题。中西启蒙思潮所要超越的不成熟状态属性相异,启蒙的任务不一。在西方,启蒙要解构神性的愚昧和偏执,将上帝理性化,从而肯定人性;中国启蒙的任务则是要让主体人从天道理想、宗法王权理想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思想渊源上,西方启蒙思潮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早期中国传统思想中我们同样能发掘出启蒙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的最初萌芽。中西启蒙诱因不一,任务不一,且都有自身传统思想资源,彼此不可能被横向移植。中国启蒙同西方启蒙一样,都源于自身传统文化,是内源性启蒙。     

启蒙的自我澄清: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

启蒙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启蒙与启蒙运动不能混为一谈。启蒙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开启鸿蒙,而是人们对运用理性的共同提示。启蒙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划分出了界限,但并不是将相关的两者切割开来而已。启蒙筹划的是在人为自己立法的总体处境下,人类如何面对启蒙的生存状态,谋划确切了解世界、有效改造社会的事业。就此而言,启蒙具有恒久的价值。对中国而言,启蒙是转型中国必予重视的基本精神,它既有利于推动中国人面对现实,也有助于中国人应接现代转型的任务,促使中国走出发展困境。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

启蒙应具备三个维度,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中国的启蒙主义也应该具备这三个维度.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主要参与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和神性维度的建构.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最早的形式是以译介方式出现的.对尼采、叔本华等人著作的译介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哲学美学基础.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启蒙思想家王国维、鲁迅等将当时西方最时髦最具先锋性的哲学美学和中国的启蒙建构结合到一起.中国现代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现代性即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悖论当中建构了启蒙的感性维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文论还承载了建构启蒙的神性维度的重任.这主要体现为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所具有的神学来源.例如,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知识与启蒙——关于中国现代启蒙精神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中西启蒙主义异质性的整体比较以及对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者独特的价值选择与相关文本的阐释,试图对中国现代启蒙精神作一文化心理层面的剖析,力争从中探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及心理内涵、社会角色的嬗变历程。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以鲁迅、丁玲、张爱玲的小说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1919-1948)的文学史框架内,疾病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痛苦的维度,成为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病态的隐喻。中国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文化医生情结",使得疾病隐喻与他们的启蒙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疾病隐喻的文本书写随着现代化主题的延伸和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在第一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启蒙的视阈下进行;第二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视阈下进行;第三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个体存在价值的启蒙意识视阈下进行。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启蒙三重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启蒙,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个体存在价值意识的启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此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和病痛之后的精神成长。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叙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启蒙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四十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启蒙精神,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