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论蔡邕的儒家用世精神

蔡邕并非一流的经学家,在经学大家辈出的汉代,他的经学成就难与郑玄等人比肩。然而,他的积极用世精神独步当时,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儒家学者。他的忠孝思想、正名思想、谶纬思想中闪烁着儒家的用世精神,其政治主张亦以用世精神作为指导。这一特点使得蔡邕作为具有经世致用精神的儒家学者,在东汉末年引领学坛。     

反笔写人情 颠倒论男女——《醒世姻缘传》新论

《醒世姻缘传》至今仍被学术界误解为一部宣扬因果报应、伦理道德，因而思想消极的作品。本文认为：因果报应只是贯穿两世姻缘的结构线索，阴阳颠倒则是全书描写的重要意境。作者是反笔而写人情、颠倒而论男女的，他把封建社会男人欺压女人的种种非刑，颠倒过来交到受尽非刑欺压的女人手中，让其以男人欺压女人之法还治男人之身，让男人亲自尝尝女人所遭受的不近人情的痛苦，以期达到鞭挞封建伦理道德的目的。《醒世姻缘传》是部有着积极思想价值的杰作，学术界应确认它“说部中五名内的大小说”之文学史地位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     

元结复古诗论和诗歌创作的矛盾

元结是盛唐向中唐转折时具有过渡意义的一位诗人和诗学理论家，其诗论主张振兴风雅，复古写实，并根据自己的诗学主张编订了一部诗歌汇集《箧中集》。不仅如此，元结本人在诗歌创作中也实践其诗论主张，然而他诗作的大部分却是具有归隐情结的五古，和《箧中集》中所倡行的嗟世情怀有很大出入，由此可以窥见其思想上的内在矛盾。虽然这一点被历代学者所忽视，但对于全面理解元结的思想和作品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托马斯·莫尔史学创作动机的二重性

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是一位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其生平和著作的研究显示,他身上存在着众多矛盾性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特性不仅反映于他的人生观、宗教主张等思想中,还表现在史学创作的动机上。考察莫尔史学创作动机的二重性有助于厘清他的繁杂思想,并且为把握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特征提供重要视角。     

论陆云龙的女性观——以《型世言》评点为主

晚明下层文人陆云龙在对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中的诸多女性形象进行评点时,鲜明地表现了他对女性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陆云龙的女性观既充满了传统的保守思想,又渗透着进步的开明意识,其矛盾性是受传统理学思想和晚明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所致。     

《卡斯特桥市长》中潜在信念和其在叙事中的作用

一条暗藏在《卡斯特桥市长》中的线索是信念,即人们判断事物的标准,一整套价值体系。作者正是依靠这种信念的内在动力,来展开人物思想活动,描写人物行为,控制着叙事的发展。这种信念的支配力量体现在对人物命运的叙事上。顺应这一标准的人物,其命运便是好的、善终的,而背离这一体系的人,其命运便是多遭不幸的。而这种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对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叙事上。在主人公亨察尔的身上,体现的是对信念的坚守和违背这一矛盾的存在形式,但最终他的信念战胜了他的弱点,他在生活的磨难中完成了对这种人的信念的回归。     

论苏轼的人格魅力

苏轼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他崇高的人格魅力。苏轼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奋厉有当世志”。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地位和事功，而是爱民和为直道而献身，处穷时仍不忘兼济天下之志。二是忠言谠论，直而不随，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表现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三是超然物外，旷达乐观，身处逆境而能保持心境的安适，超脱于世俗的苦乐和生死之外，追求进入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四是和诗歌共有着生命。他对自己平生功业的评价表现出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他有“诗能穷人”的深切体验，却认同“诗穷而后工”的观念，自觉地在穷蹇的境遇中追求诗艺达到新的境界，表现出极可宝贵的气骨与诗胆。     

柳宗元好佛论析

柳宗元一生"好佛"具有诸多的原因.他贬官后不是盲目地"好佛",他"好佛"的主要目的是用佛."佐世观"成为儒者柳宗元融合佛学的思想基点.     

舜水学的意蕴与近世中日关系的反思

以朱舜水命名的"舜水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反映在舜水对先哲的思想传承上,主要还在于其传奇生涯、学问技能、师友关系、回传故土、中日交涉以及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舜水可谓近世最了解日本的中国士人之一,但其日本观也有局限性.与中国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日本研究者一样,舜水的日本观也有以中国为参照系的模式特征.因此,在舜水的日本观中,共同点仍明显多于不同点,中国色彩仍大大超出日本特色.除了文化观和日本观,舜水在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其实并无太多原创性的东西.他虽然以实学、实用、实行著称于世,但在理论高度上却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们一比高下;他虽然也对明朝覆亡的原因做过总结、对未来的政治制度做过设计,但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相比仍有相当距离.     

“圣人”心态对康有为早期文化思想的基础

康有为少年聪敏卓异，而有绰号“圣人为”。其后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复杂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佛学和西学的影响，使康发展成一种“圣人”心态－即自以为圣人，“日日以救世 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抱负和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无畏精神。这一心态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如平等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大同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产生了影响。     

“世”与“山里”的对峙——论西行法师和歌的两大主题

西行是日本中世著名的隐遁歌人。他在长迭五十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余首和歌。这些和歌或吟咏大自然的美丽，或描写隐遁生活的艰辛，或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他的和歌清新自然，一唱三叹，洋溢着“闲寂流”的美。在西行的和歌里，“世”与“山里”两词出现频率最高。“世”代表着体制内的俗世，“山里”代表着远离俗世的隐遁生活。在西行的内心世界里，这两者是对立的。这是研究西行必须探讨的问题。     

论元好问对元散曲的开创之功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早进行散曲创作的作家之一，又首开元散曲自度曲以及隐逸情调的风气。元散曲这一新兴诗体，在他的手中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完成了由词向曲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元散曲叹世归隐主旋律的形成，也深受他的影响。元好问对元散曲以及整个元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二世章嘉活佛及其政治活动述略

本文引用藏、汉文资料对清代大国师、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及其政治活动进行了论述， 认为他以佛教高僧的身份， 长期奔波于大漠南北、雪域高原， 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 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二世章嘉与康熙皇帝建立的密切关系和友谊， 为以后章嘉活佛系统与清朝皇室之间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湖长翁:南宋中兴诗人陈造考论

陈造为南宋中兴时期重要诗人。他由仕途走向江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成为理解其生平事迹与诗文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刺世题材诗歌,对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展开了全面深刻的讽刺和批判,在南宋中兴诗坛独树一帜。在其诗学思想中,为文写意是最核心的部分。他从事诗文创作态度严谨,重意而不重辞,其诗歌具有自然、平实、朴拙的艺术风格。陈造卓尔不群的人格个性、人生经历与文学追求,在南宋中兴时期丰富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对中兴诗坛具有独特贡献,他也因此在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

在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胡适是继严复之后的又一位大师级人物.他引进具有浓厚美国本土意味的个人主义、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对进化论做出合乎“美国经验”的解释,是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力传播者.胡适的新文化观与他对西方近世文明的理解有着密切关联.胡适的“西化”思想是建构在其西学的知识大厦之上的,没有充分的西学准备,没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就不会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对外来文化包容的思想.     

浅谈《中国史叙论》中的三个历史进程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史叙论》将中国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他打破传统的朝代分期法，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分期，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晚明哲学思潮对董其昌美学思想的影响

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受到晚明心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从晚明保守主义禅学的角度去阐释王学左派的思想，从而心学左派思想的激进色彩在他的美学思想中消失，这样，他的美学思想消除了李贽美学的危险性，又较复古派的思想圆通、放达，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辩证性。他的艺术本体论——土气说的建立则主要受其庄学思想倾向的影响。     

人类世：从地质概念到文学批评

21世纪初，“人类世”概念在地质学界引发热议，并迅速向人文社科领域传播；科学与人文的交互碰撞产生了极强的冲击力，引发了普遍的人类世焦虑，形塑了多重宏大叙事，加深了世人对“地球癌症”的认知。聚焦于气候变化、毒物书写的人类世文学具有深厚的全球化思想内涵，集生态与政治、伦理与正义、想象与反思于一体；人类世概念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既成为一种研究视角，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要求，或将引发文学研究的“地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