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话语"、"道理"与"秩序"

西方话语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言说方式和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相通性或亲缘性.如果说哲学的表现形式是话语的话,那么,这种话语要表达的道理和所揭示的秩序都不是现成的、绝对的,而是一个生生不患的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原来的道说与人言、大道与事理、真理与意见、知识与权力的二元对立都会不复存在.从自然的神喻,到英雄的圣言,再到当代无数个人的众声喧哗,构成了话语迄今为止变化的历史.而自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区分、作用与转化,则既为哲学话语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也为它设定了界限.     

论"道"与"逻各斯"之"异"

老子之"道"强调"无为"、"法自然"的原则,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则强调"有"和"存在之物"的原则;老子明言"道"是不可言说的,而赫氏则明言"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老子主张对"道"的把握通过"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赫氏则主张对"逻各斯"的把握主要走"分析式"之路.以当代的眼光看,老子之"道"与赫氏的"逻各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     

"道"与"真理"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非科学"、"反科学"与"伪科学"辨析

近年,学术界和社会上开展了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的揭露批判,这对于弘扬科学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无疑是大有好处的.然而,伴随着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揭露批判,也有人将"非科学"等同于"伪科学"和"反科学"加以抨击和排斥,这就是"将洗澡水和小孩子一起泼出去了".真正的科学精神绝非将科学之外的事物一概加以抨击和排斥.以科学的态度辨析"非科学"、"反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对于科学精神的普及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显然十分必要.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从"一分为二"到"一分为四"

邵雍是北宋新儒家的代表,他和其他新儒家代表不同的是他别开生面地创立了先天象数学,以"一分为二"为基础,而以"一分为四"为核心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周易》思维方法的一次空前的继承和发展。     

论古罗马时期的有机整体论文学批评思想

贺拉斯和朗吉努斯都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观念,即作品的结构布局和情节组织要有机统一。贺拉斯的有机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合式＂、＂合情合理＂原则,更多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朗吉努斯认为有机性源于对作品的组织能力,选材要选重大有意义的事件,为有机整体论注入了典型化的内涵,同时认为文学作品风格的崇高源于作者的高深...     

孔子的方法学——从本体诠释学模式研究孔子哲学

探索“建构性的后现代哲学”,必先摆脱从前哲学所构作的一些基本框架,以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思考。从中国哲学的思维特质看,本体论与方法学却是可以同时并存,而成为一体的两面。孔子所论的仁,本身是人性的本体,但也是一自动自发地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仁之“方”有方法的意思,是“由本体衍生方法”,再“由方法去揭示本体,诠释本体”,寻求诠释学和方法学的汇合。一切德行,都是“实然”世界的实践,要求将实然带向“应然”。而仁则是一切应然的潜能,为应然价值的本体,我们可称之为“本然”的价值。这本体是一切德行的整体,也是其所以可能的条件。仁作为“一个像样的人”之要求,是需要“使人化为人”的“过程”,使仁体得以全幅实现,达至理想的人格。从对方法的描述,到方法论的反省,是两层的反省,这方法首先是一反省自己的方法,进而对这反省本身再加以反省,为方法论的反省,这是中国哲学最早的诠释学思维。儒学这方法和方法论的特色,是一相关互动的方法,一是由反省自己之仁以诠释他人,另一是反省他人之仁以启发和诠释自己。总结仁的概念,一面是作为潜质的本体,另一面是将之实现的过程,要求用各种修养的方法和德行的实践,去使仁体显露。这构成“仁”哲学之三方面:作为潜质的本体,将之实现的过程和方法,及作为全     

古希腊人性观念的三重假设

在古希腊思想史上,有关人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依时间先后,形成了神性人、理性人和自由人三重假设。神性人假设存在于荷马时代和古风时代,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和实现神意的工具,神性人的本质是感性的人。理性人蕴育于古风时代,盛行于古典时代,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其实是将人的根本归结为城邦政治。自由人盛行于希腊化时期,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自由。     

词素-on和以词素-on结尾的英语名词意义辨析

探讨了以词素 -on结尾名词的意义 ;就词素 -on和 -oon在语音学和含义上的不同 ,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确定以词素 -on结尾名词的基本意义为 :指动物是“子”、“小”;指人表“子”或“子代”;指物质时表粒子及微粒 ;表物品时为“小”、“尖”、“小部”。还有一小部分表达抽象事物 ,基本词义是“-on”前面词素含义的“子化”、“微化”、“尖点”、“小器物”及有限拓宽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获取并有效使用资金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社会使命的财务管理目标以及区别于营利组织的财务特征,决定了收入与支出管理是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主要内容,负债与权益筹资管理应当成为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逻辑与冥思

维特根斯坦与龙树在哲学方法上似乎有相似之处,其中包括:解决问题的一般方式上的相似处,即通过穷尽概念-逻辑空间而达到言说与思维的界限,从而将问题消解;实践目标上的相似处,即通过一种逻辑-神秘主义救世论来获得一种无问题而又幸福的生活;逻辑方法上的相似处,在清楚地认识到当我们试图得到那些使言语和思想具有意义的条件时就必然会遇到悖论的情况下,运用那些能够推至语言界限处的理性论证。     

中国古代会要体史籍研究综述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为会要体史籍研究的初步阶段,这一阶段研究较为粗疏,没有形成规模;80年代至90年代为研究的重点阶段,这一时期《宋会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会要体史籍的整体研究业已展开;90年代以后至今为研究的深化提高阶段,特点是以唐宋会要为重点,研究视角更为宽泛,研究层次日趋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