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思潮不同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学话语。他们在著作中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的启蒙精神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文章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分析,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指出启蒙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力极大发展中显现出自身的两重性,即解放与奴役时,第一次开启了一种后现代和后马克思倾向。     

启蒙的“自我摧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运动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著《启蒙辩证法》一书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启蒙精神从原本反对神话,要求进步到后来自己却走入另一个神话,导致了全面的倒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了启蒙是如何走到自己对立面,从人的一般生存困境出发,考察了启蒙＂自我摧毁＂的证据。对他们的批判持一个正确的态度使我们对批判精神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并在科学和人文并重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     

西方艺术史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西方文化的思索和批判。他们认为,启蒙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愿望,即带给人类自由和理性,反而使人类堕入新的桎梏和野蛮中。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西方艺术的发展在启蒙时代同样也展现了这种辩证法,启蒙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同时又使艺术陷入新的桎梏,艺术在启蒙中既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险,艺术史的这种矛盾引导我们具体而辩证地思考启蒙以来的现代性问题。     

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启蒙观念的辩证发展--康德、霍克海默、福柯

康德以理性作为启蒙的核心,并把启蒙和人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开启了近代启蒙哲学的先河。但他没有找到理性的合法化依据,并笼统地谈理性,因而其观念自身包含了不可克服的矛盾。自康德以降的一代代思想家们在不断地对启蒙观念进行批判反思,对其修正、丰富和发展。霍克海默将启蒙观念泛化,指出启蒙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摧毁的特性,以此提出了他的启蒙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建设性的意义,但他过于强调否定的方面,带有了自我消解的特征;福柯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来谈启蒙问题,虽然他有将启蒙和现代性割裂开来的倾向,但他强调启蒙与历史当下性的必然联系,并把启蒙归结为一种哲学气质,即它的批判性。从康德到霍克海默到福柯,启蒙观念辩证发展代表着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的轨迹。     

康德的启蒙批判——兼以福柯的启蒙批判为参照

本文分别从1.启蒙的定义: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启蒙的主体与对象:人;3.启蒙的依据:理性;4.启蒙的方式:批判;5.启蒙的前景:一项未竟的事业等五个方面希冀对康德的启蒙批判作出厘定和梳理。在行文过程中,本文还以福柯的启蒙批判为参照体系,以期对康德作出更为恰切的理解。     

启蒙定界:康德启蒙观的革命性意义

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直被奉为启蒙思想家对启蒙的经典定义.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的批判往往把矛头指向康德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康德的启蒙观必须在启蒙运动的问题情境中,并结合他的其他著述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康德将启蒙置于人自身的理性自决的前提之下,强调理性实践运用的自由原则,从而使其启蒙定界获得了革命性的内涵,显示了植根现实的强烈的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精神.     

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析《启蒙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一直以来未被我国学者重视。这条路径已经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马丁·杰伊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学者指出,但是他们并未进一步阐述这种经济方法是如何具体呈现的。《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核心就是对以等价形式、等价原则以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资本论》中最经典的原理的运用,这种运用体现在对启蒙与神话、文化工业、纳粹主义与反犹运动等主题之中。强调《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逻辑。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启蒙辩证法

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了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当启蒙批判信仰的时候,启蒙和信仰在意识上结构是一样的,因此启蒙批判信仰实际上是启蒙的自我批判,但是启蒙认识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启蒙误识了自己。而启蒙对于信仰的批判导致了精神失落。它把有用性作为基本概念,在有用的世界中,手段被排除在目的之外,有用性全凭主观意志来确立。在这里个人的意志自由被确立起来了。而个人的意志自由是与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相对立的。自由意志和社会组织的对立最终导致了恐怖。启蒙理性实际上是工具理性,被工具理性充实了的人是不会考虑真理的,他们所关注的只是有用性。这种只关注有用性的人也是乐于成为工具的人。这种人就是极权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     

寻找人生存的价值基础——霍克海默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霍克海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技术的批判:其一是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角度批判工具理性只关注效率、功用、计算、手段,而消解了人生存的价值基础;其二是从启蒙与神话的关系的角度批判启蒙理性由批判理性、解放理性走向其反面,而成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奴役理性,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奴役;其三是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关注人类生存的处境,重新确立人类生活的价值基础。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性质的再思考

传统的以行为能力为前提,识别能力为核心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与民法的诸多制度和理论产生了冲突和矛盾。现代侵权法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定位民事责任能力的地位创造了条件。民事责任能力属于权利能力的结论既合乎理论,又切合实际。以识别能力为基础的过责能力和作为人格内容的民事责任能力相区别才是探讨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性质的合理方法。     

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单位制基础的消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其中单位制的变化在整个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单位制原来得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已经消失或正在消解,这种消解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由以价值理性为主导走向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逻辑。     

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当代中国的公法漏洞及其救济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法律中存在着明显的权力缺席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观念的,也有体制的.观念的原因主要有国家主义法律观、强制主义法律观和管理主义法律观的负面影响;体制的原因则指我国现行立法体制(特别是由有关政府部门起草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案)的弊病.权力的缺席是导致权力失约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为权力缺席使控权对象缺失,使权力制约失去了规范依凭,同时也使权力在法外推定有了"必要"和可能.而权力一旦在法外能够推定,则意味着权力扩张和权力失约成为必然.为此,作者提出要真正控权,就必须注重公法建设的主张.公法倘要克服权力缺席现象,需强调控权的立法宗旨、确权的立法内容、护权的立法技术和越权的法律责任.     

法实现的若干问题刍议

法的运行目的是为了法的实现。法的实现应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法实现的过程就是法的运行与操作的过程。法实现的动作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守法紧密相关。法实现的途径既要立足法自身状况因素，也要从经济基础、文化、社会等广阔背景审视。     

债权让与通知论

通过立法规范和鼓励债权让与已成为各国民事立法的共同特点。我国理论界所谓的债权让与合同成立生效,债权即发生转移的通说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应予以纠正。依我国《合同法》第80条的规定,通知既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也是债权实际发生转移的要件。同时,让与通知是保护受让人、债务人利益的程序性规定。因此,让与通知是债权让与制度的核心。     

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评价

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 ,各国的公司法都经历了削弱股东大会权限 ,强化董事会地位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非意味着“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机关的分化不等于股东大会丧失了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 ;同时 ,经营者控制是一种现象而不是立法的本意。公司的本质决定了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地位不会动摇     

身份认同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身份认同"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指人归属的某一种社会范畴或类型,即所说的身份;第二层特指一个人对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身份认同具有激励作用、组织文化作用,同时拥有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可以起到类似于制度的功能。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特定政治结构。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身份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请求权基础检查论

请求权基础检查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 ,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顺序思维方式和请求权思维方式是请求权基础检查的主要思维方式。请求权基础检查应当依照一定的顺序进行 ,才能避免因检查顺序混乱而发生漏检或重复检查     

党的领导: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

顺应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转变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和目标.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依靠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这是由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治优势以及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的前提、方式和任务所决定的.     

按劳分配的制度修正

按劳分配的本质规定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但在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又应有其各自不同的实现形式.经典作家设想的按劳分配模式只适合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我国现有的按劳分配理论与实践又普遍存在忽视劳动力所有权资本权益的缺陷.按劳分配的制度修正,即重视实现劳动力所有权资本的权益,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按名义劳动力使用权分配+按实际劳动力使用权分配+按劳动力所有权资本分配的"三位一体"式市场经济型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