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周陵”属性研究

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有两座四条墓道、覆斗形封土的大墓,其属性历来有周陵、秦陵和汉陵三说.通过对“周陵”的考古勘探成果进行分析,并与战国秦陵以及西汉帝陵等进行对比,可以认定该陵园不具备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晚期秦国陵园特征,也与西汉前期帝陵形制不同.此处陵园以及在汉成帝陵东北侧发现的陵园,均属西汉后期帝陵的附属陵园,“周陵”的主人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和王莽的妻子.     

一位抗日无名女兵的英魂六十六年后回归故乡湖南

2004年9月18日上午,湖南革 命陵园的上空,一阵防空警报声骤 然响起。随后,在悲壮的《松花江 上》的乐曲声中, 《潇湘晨报》和 湖南革命陵园的领导在墓园里共同 揭开了一块墓碑上的红绸。阳光下, 墓碑上的3行文字熠熠生辉:“一 九三八年徐州殉难/抗日无名女兵之 墓/湖南父老乡亲立”。墓碑上方的 花环中,镶嵌着女兵清秀美丽的身 影。     

文史苑

20年前的阳春三月,在秦始皇的陵园中,发掘出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后,陕西考古工作者又在225平方公里的陵园内发现90多座陪葬墓,以及其它一系列重大成果。最近秦俑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出土的5万多件文物中挑选出百余件精品,在秦俑博物馆作专门展出。     

荆州松柏汉墓简牍所见"显陵"考

湖北省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简牍记载汉武帝早期的南郡辖有"显陵"。本文从显陵的人口信息入手,指出仅有四百余户的显陵属于非常特殊的县级政区。西汉时代的县级政区中,只有侯国和陵园奉邑的户口数量少至三四百户。在排除显陵为侯国的可能性以后,可以明确显陵为陵园奉邑。西汉时代,诸侯王可以设置陵园奉邑,在各诸侯王国境内普遍分布着诸侯王陵园奉邑。南郡曾两度设置为临江国,显陵应为临江哀王刘阏的陵园奉邑。"显陵邑"设置于景帝四年刘阏去世之时。汉元帝永光四年,朝廷全面废除陵园奉邑制度,显陵至迟于此年废除。显陵的地理方位约在今湖北省荆州市北部,该地理方位与荆州松柏一号汉墓35号木牍南郡行政文书所展示的南郡辖县空间排列规律相符。荆州松柏一号汉墓墓主周偃,在出任江陵县西乡有秩啬夫之后,应在南郡太守府任职,至元光二年七月调任桂阳郡南平尉。松柏一号汉墓出土的南郡行政文书,形成于建元三年至元光二年七月墓主周偃出任南郡属吏期间。     

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

在分析唐长安城空间格局和唐昭陵遗址与陪葬墓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就陵园遗址与宫城、陪葬墓与宫城和皇城、陵园总体格局与唐长安城总体布局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提出唐昭陵是模仿唐长安城营建的,在模仿中亦昭显了地形条件和帝陵的属性特征。     

舍命救主的义犬

在九江贺嘉山陵园矗立着一尊狗的雕像，它的墓前立有碑文。每年清明前后，人们都会怀着特殊的心情到墓前献上祭品和鲜花，崇敬地祭拜。它就是舍了己命救下30多条人命的义犬——赛虎。九江市民在祭祀已故亲人的同时，都要去看望一下义犬“赛虎”的碑墓。就是不知情的人们，诵读墓前的碑文，都会感慨万分，唏嘘不已。那么，这条狗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赢得这么多人的如此尊重呢？原来这条名叫赛虎的义犬，在30多条人命濒临危险的时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包括主人在内的人命……     

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比较研究

在蒙古国考古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墓葬习俗与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的外部形制非常相似,那就是墓上积石的“石堆墓”和“石板墓”文化。虽然红山文化积石冢与蒙古国的“石堆墓”“石板墓”之间的文化内涵差异巨大,很难做大范围的跨时空比较研究,但将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外部形制、墓葬构筑特征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梳理,以期对红山文化及后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积石为墓的葬俗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即蒙古国“石堆墓”“石板墓”与红山文化积石冢之间,在埋葬习俗方面具有相似性,它反映出远古时期的先民们“天圆地方”观念的形成,对万物有灵世界及灵魂观念的虔诚笃信。     

西安地区东汉时期墓内祭祀现象研究

两汉时儒家“孝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思想的影响下，不仅流行墓上祠堂祭祀，还流行墓内祭祀。墓内祭祀是汉代开始流行的葬俗，当墓主下葬后，在象征着“地下祠堂”的前室为墓主举行祭奠仪式，墓室封闭后，墓内的祭器与祭食就象征了对墓主灵魂永恒的供奉。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安地区东汉时期的墓内祭祀遗存较多，与其他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墓内祭祀遗存既有着共同之处，又有着地区特点，体现出汉文化的多元统一性。西安在东汉时期属于陪都，地位仅次于首都洛阳，其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通过研究该地区的墓内祭祀遗存，可以研究东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丧葬思想、生死观念以及墓内祭祀这一礼俗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等问题。     

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

随县曾侯乙墓内出土有铭文的器物很多,如一百三十多件铜器及其附件像鼎勾、匕、勺等上,几乎都有“曾侯乙作(口寺)用终”;大小四十五件甬钟上都有“曾侯乙作(口寺)”;在一些兵器上有“曾侯乙之寝戈”,“曾侯乙之用戈”,曾侯乙之用戟”等。并且在楚惠王赠送的一件铸钟上,有“作曾侯乙宗彝”的铭文。“曾侯乙”三字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这决不是偶然的,由此来断定该墓主即为曾侯乙,应该毫无疑义。如果这座墓尚不能定为曾侯乙墓,那在考古上只怕更没有墓能判定其墓主的了。     

玉茗堂主寄蝶梦

汤显祖墓坐落在江西省抚州市人民公园内西湖畔。墓园大门是一座四柱牌坊,坊额正中刻“汤墓”,两侧连接着逶迤绵长镂花雕窗的围墙。穿过牌坊,便是一条近百米长的甬道,两旁种植苍松翠柏,甬道尽头的墓地置身参天大树环抱之中,十分肃穆。墓高不足二尺,周围有汉白玉雕刻的环形围栏环护,墓顶呈亭状,几根“亭脊”兀然突出,圆形的“亭顶”分外别致,墓冢犹如半截埋于地下、半截立于地上的一座小亭,隐喻着汤氏第一名著《牡丹亭》。     

从霍去病墓石刻看汉代的美学思潮

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生前战功卓著,死后汉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葬礼,并赐以陪葬。据史载:“(霍)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颜师古注曰:“(霍墓)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也。”这就是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墓址在今陕西省兴平县境内。汉武帝茂陵有陪葬墓多座,迄今为止只发现霍墓周围的“祁连山”上散置的这一组大     

中国都市的墓制走向

墓制作为宗教与礼俗的产物 ,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社会相联系 ,呈现出阶段性的演进规律。在 2 1世纪 ,中国都市墓制的演进将从模式化到个性化 ,从家族化到社群化 ,从乡土到广域化 ,从有形化到无形化。都市墓制在短暂经历了“艺术化”与“集群化”的阶段之后 ,将步入旨在回归自然的“无形化”时期 ,“无形化”将成为 2 1世纪墓制变革的主要方向     

南北虞姬墓考辨

安徽省定远县和灵璧县各有一座“虞姬墓”，前者在淮河南，后者在淮河北。本文考证，南虞姬墓始见于初唐文献，北虞姬基始见于北宋晚期文献，两墓都不是虞姬真冢。所谓“南虞姬墓”应是西汉东城侯刘良（淮南王刘安之弟）墓。虞姬被埋葬之地应在垓下。     

赵执信与仲是保

山东博山杏岭的山坡上,有一片葱绿茂密的松树林。在这松树林里,长眠着清代两位诗人,一位是博山诗人赵执信,一位是常热诗人仲是保。赵执信的墓俗称翰林坟。仲是保是赵执信的门人,他客死博山,其墓与赵墓偎依,被称作是望师坟。“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十八岁的赵翰林在皇后丧期饮酒观剧而被罢了官,以后他就走出宫廷馆阁的樊篱,开始了“浪游南中首尾三十载”的诗人生活,在苏州写下了许多烩炙人口的现实主义诗篇。赵执信最后一次流寓苏州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冬至雍正二年(1724)冬。这时的赵执信“老客吴门,贫病荒落”,已是花甲之年了。谁想在这垂暮之年,在异乡竟与常熟的仲是保结成了“终身莫逆”的千     

关于平山三器的作器年代及中山王■的在位年代问题——兼与李学勤、李零同志商榷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管会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鲜虞中山国故都灵寿城遗址发掘了两座大墓,即1号墓和6号墓。其中1号墓出土了载有长篇铭文的礼器三件:铜方壶一件,铁足铜鼎一件,铜园壶一件。因鼎、方壶上均有中山王(?)十四年造器之明确铸铭,发掘简报已将1号墓定为中山王(?)之陵墓。此后不久,鼎、方壶在一些同志的文章中开始分别被称为(?)鼎、(?)壶;铜园壶因其刻铭中有“胤嗣(妾子)(次虫)”,被称为(次虫)壶或(妾子)(次虫)壶。1979年李学勤、李零同志在《考古学报》第二期发表文章,称上述三器为“平山三器”。我们认为,将平山1号墓出土的载有长篇重要铭文的三件礼器命名为“平山三器”是完全必要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吐鲁番出土高昌佛教分儭文书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89、169、170号墓和哈拉和卓50、99号墓中出土的相关文书不是简单的“财物疏”或“僧尼名籍”，而应是佛教僧侣对布施物（儭利）通过唱卖、唱买而进行分配的分儭文书，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佛教僧侣分配儭利的最早记录。这些文书中往往用“施”“士”“食”“■”等表示布施之义，其结构主要包括含有许多僧尼名录的分儭文书和以某一名僧尼为主的分儭文书，儭利分配的结果往往用“佘”“少”“长”等记帐符号来表示。     

以“快乐家园”为“终点”的“论汉画像石墓门楣画像生命回归“车马出行”画面构图意义

画像石（砖）墓作为一个完整的建筑形式,“墓门”相当于建筑形式的“大门”,“车马出行”画面出现在墓门画像之中,其由“行为趋向”而展示的构图意义,必然与“墓门”及“墓葬”所象征的“彼岸世界”的“快乐家园”联系在一起。墓门画像中的“车马出行”画面表达了墓葬主人向着生命“彼岸世界”的“快乐家园”而“回归”的愿望和企盼,同时也昭示着这种“回归”的完成和实现。如果将画像石（砖）墓视为一个完整的“叙述结构”的话,那么,墓门画像则可以看做这个“叙述结构”的“开篇”或“序言”,而门楣画像或具有“点题”的作用和意义。     

希拉康坡里画墓及其壁画

希拉康坡里画墓是古埃及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之一。画墓已被考古学者证实为王墓。尤其重要的是,画墓的壁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埃及抗击外来人侵者的一次重大的胜利,没有丝毫的“来世论”的宗教色彩。其艺术形象与主题思想具有现实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埃及文明时代的早期,文字材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画墓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埃及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见证西汉文景盛世的汉阳陵

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的231年间，有9位皇帝死后埋葬于渭河北岸二级台地的咸阳塬上。这里地势高亢平坦，泾河蜿蜒于北，渭河奔腾于南，两河在埋葬汉景帝刘启的阳陵东不远处交汇。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张家湾村的阳陵居两水之间，自然形成一种“挟双龙而东向”的独特景观。阳陵陵园，也是汉景帝刘启与皇后王炼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