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实践本体论的困难与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答朱宝信同志

再说实践本体论的困难与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答朱宝信同志王金福我曾在《哲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上发表《实践本体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一文，对当时流行的实践本体论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见。在经过分析之后我说：“总之，实践本体论是说不通的。”...     

黑格尔的“无”与马克思的“无”——兼与黄楠森、朱德生二先生商榷

<正> 黄楠森先生《当前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对当前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作了提纲挈领的总结,读后给人以启发。朱德生先生《谈谈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文(载《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表达了自己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为我关系”的理解,很有独到之处。然而,这两篇文章在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时出现了意见分歧。这     

再谈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倡导者若干论点商榷

去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也论实践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江海学刊》今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只在最后一节中简略地谈到我对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互关系的某些看法。至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本身以及研究这种理论的重大意义等等问题,都没有涉及。这里只想就某些“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对实践范畴和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出发点问题提出的若干观点,谈谈个人的意见。     

论唯物主义的三种形态——兼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人本特色

按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论述,唯物主义有三种形态,这就是客体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从中可以看出,对事物、现实和感性即客观世界,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的唯物主义是客体的唯物主义,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从实践(或人的感性活动、主观方面)的形式去理解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显然,马克思对客体的唯物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所主张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客体的唯物主义主要指十七世纪英国霍布斯以后的唯物主义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这种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作了卓越的分析和批判.他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是,“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物质是一切变化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再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去年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我的《驳“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就认识的源泉问题展开了讨论。后来我在出差途中又读到了刘奔同志《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刘文,载《哲学研究》八○年第九期)。刘文的主旨是探讨“究竟如何理解认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认识来源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关系”。刘文岂只是对则文“不敢苟同”,而且认为“则鸣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直观唯物主义”,“由此可见,不懂得实践的特性和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会闹出多大的笑话”。鉴此,我写《再驳》以回答刘奔同志。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本原与反映——与黄枬森同志再商榷

读了黄(木丹)森同志的答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很受启发。我觉得,在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上,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原”和“反映”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同。下面谈谈我的一点粗浅看法,请黄(木丹)森同志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物质——实践本体论”难以成立——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

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徐崇温同志提出“物质——实践本体论”命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概括。他说:“既强调实践,又坚持唯物主义,二者不可或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存在论、本体论的基本内容”(《光明日报》1988年4月18日)。在《用马克思的思想统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哲学研究》1989年第12期)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实践本体论,也即实践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在我们看来,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实践唯物主义之我见——兼与公木先生商榷

近年来,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很热烈。但在很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哲学界远未取得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争鸣、讨论。读了公木先生的《论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文杂志》1990年第4期,以下简称“公文”)一文后,我同意文中所言,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际上,“实践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论马克思的实践观及“实践的唯物主义”

近年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以及稍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等著作中所阐发的实践观及“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表述,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使“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讨论成了近几年的“理论热点”。这场讨论本身对于推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就目前的讨论所达到的层次来看,由于人们普遍地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本质作了某种并不确切的理解,因而使得人们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表述的理解显得过于偏狭。本文打算通过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本质的分析,揭示“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再论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兼答丛大川同志

丛大川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的《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一文在对拙作发表于《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质疑后指出:“讨论实事     

关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两个问题

关于“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含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理解.“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不能按通常语义去理解,作为与旧唯物主义立脚点“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它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不是现实的而是未来的,反映了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即以共产主义为标识的公有制社会.“立脚点”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或逻辑出发点,而应理解为新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提纲》第1条中已经明确表达了他的理论立脚点——实践,他在第10条要表达的是这个理论的实践取向,由此引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     

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一文质疑

《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发表了唐家柱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该文开宗明义:“毛泽东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其集中表现就是‘实事求是’的哲学命题的提出。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实事求是解释说:‘‘实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还是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

<正> 何中华同志在《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发表的《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转栽,以下简称“何文”)一文,为了探析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基础,以存在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解释“实践唯物主义”,在论述中的一系列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根本对立。因此,我们认为有澄清之必要。     

为什么要研究物唯主义方法?——兼答满都夫同志

近几年来,我在提出应当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看法并尝试对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曾在有关文章里就为什么要研究唯物主义方法的问题作过一定的论述。据一些读者反映,对此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本不打算冉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但是,从最近一个时期听到的若干读者的意见来看,我感到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这一点从满都夫同志的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的《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中,便町以清楚地看出来。如他写道:“总而言之,把唯物辩证法分成两种方法论,甚至进一步要提出独立的“唯物主义方法”这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纯粹推理逻辑游戏的产物,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可以看出,满都夫同志对我研究唯物主义方法以及对唯物主义方法本身的看法,“判决”都是很严厉的。然而事情究竟是否如此呢?我觉得这是需要予以明辩的。     

也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本文以对话的形式讨论了《中国社会科学》近几年发表的涉及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理解的文章以及《江海学刊》上刊载的一篇《评当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理解》，从而阐明了作者自己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观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三者相辅相成；而最能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谓“新唯物主义”，既不是指“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指“实践唯物主义”，而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避免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树立科学的“实践”思维方式

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提出的意义2 0世纪末至今的 2 0多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传统的大发展、大改革、大论战的时代。这场研究、反思的最大成果是突破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体系模式 ,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和新概括 ,关于哲学方方面面的讨论最后都可以归结到或者涉及到对“实践”的理解。实践哲学的研究最终推动力是马克思《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在 1 979年问世 ,及其 80年代初展开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论 ,从 1 978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至今 2 0多年中国哲学界对于“实践”…     

也谈实践的定义——与吴建国、崔绪治二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吴建国、崔绪治二同志的《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认为目的性不应该概括到实践的定义中去,不赞同把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把能动性列为实践的特征。否则,就是把实践“二元化”,就是实践观上的“二元论”,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一元论。对此,我是持异议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吴、崔二同志所说的,是如何给实践下定义的问题。所以,本文仅就实践的定义问题谈一点看法,并与吴、崔二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