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牟宗三先生与第三期儒学之发展

<正> 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牟宗三先生首次提出了儒学三期说,认为由孔孟荀到董仲舒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宋明儒学则代表了第二期。现在将转进儒学第三期发展。四十多年来,牟先生为疏解前两期儒学和建构第三期儒学。探赜索隐,显微阐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试图就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学中的学术地位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     

儒学的反思与吸收西方文化

<正>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而儒学与现代化问题,只不过是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一部分的极其重要性,而在时代课题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罢了.人们关心,在现代化过程中,儒学是否发挥、又如何发挥作用?它能否顺应潮流,在现代化进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以至在未来世界文化的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一种意见予以肯定的回答,不仅断言儒学自身存在着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顺应并促进现代化:而且展望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预料未来将建立起一种"以儒学为根的哲学的人学."在多元化的背景下,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     

论社会儒学的三重向度——兼与杜维明对话

从时间上来看,社会儒学既是一种现代的儒学形态,也是一种未来的儒学形态;从空间上来看,社会儒学是以全球社会作为存在与发展场域的儒学形态。就后者而言,社会儒学与杜维明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目标是走向全球的判断形成了某种对话。不仅如此,就本质向度而言,杜维明的理路暗合于笔者所提出的"社会儒学"概念,即:社会儒学是一种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特殊理解。于是,杜维明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也就可以理解为社会儒学的一种表现形式。     

成中英先生的新新儒学及其本体世界

东亚精神性传统不只儒家一脉,但儒家对东亚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性格的演进,推波助澜而甚力,倒是毋需争议的。所以考量东亚精神性传统,着重从儒家着手,大概不会有错。从20世纪的"五四"开始,儒学就有了"新"(现代)、"旧"(古典)的分野。下迄1970年代,又续有"新新"(第三期)和"新"的区别。现代儒学和古典儒学讲起来是相对而言的,却非别子立宗;新新儒学,虽然是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跨前一步,好像仍要在新儒学的框架内来讲。哲学世界这一桃红柳绿相映成趣的别样意思,殊值细细品味。先来说明,为什么讲"新新儒学"。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重性

<正> 如何对待儒家传统文化?有人认为它是封建性的"粪堆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体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改革",必须彻底地抛弃.也有的人鼓吹"儒学复兴",提倡"儒学第三期",对它全盘地肯定.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儒家传统文化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一样,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文化实体.对它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当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给以全面的评价.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

在近年来海内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某些欧美日本学者师承韦伯的理论,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孕育出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某些海外华裔学者则宣扬"儒学第三期复兴",呼唤儒家文化风行的"第二轴心时代".前者否认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狃于多而失于一;后者忽视传统文化本身是二元的甚至多元的事实,执于一而失于多.二者都不能科学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部问题.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王国维的儒学范畴诠释及其范式意义

王国堆以西方哲学理论、学说为坐标.对"命"、"仁"、"诚"等儒学范畴进行了诠释.他认为,儒学之"令"是一种无忧无畏的"任天主义".儒学之"仁"是一种理性的直觉主义.儒学之"诚"既是一种永远活动的本体,又是一种预见能力.这种以西学为坐标的诠释架构、积极健康的诠释方向、客观理性的诠释态度、精深细腻的诠释技巧.足以成为当今儒学研究中可资效仿的范式.     

儒学研究的新进展--评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

编者按:2005年4月9日,第五期"中原哲学论坛"对崔大华先生所著<儒学引论>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崔先生用结构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结撰了一个以仁、礼、天命组建起来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儒学的内在架构,这一独创性的思想在儒学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为现代儒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境界.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民权:从民本到民主的接转──儒家法文化的被现代化之一例

近百年来,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文化人和关注中国文化的人。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法文化只是儒家文化母体中的一个子体。它的被现代化问题无疑与整个儒家文化的被现代化问题有着共性,但与儒家文化母体所含的道德、伦理、心性、美学、教育等子体相比,又有其特殊的困难。也就是说,儒家法文化能否被现代化的问题,是同杜维明先生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既相同又有异的问题。如果第二期儒学以博大的胸襟整合了西来的佛教文化,那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其能否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有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回应。同样,…     

论现代新儒家话语中的“民治”——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反思旧文化,建设新中国,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理论任务.思想者应该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构造出新的话语空间.在此种论阈内,思想者应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集中考察"民治"这一政治(学)概念的缘起、内涵以及它与"民主"、"平等"、"自由"、"财产权"等西方式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并通过剖析"民治"儒学化的表述,重新审视现代新儒学话语对传统政治话语实践的神话性祛魅以及对其新神话性的塑造.     

陈炎先生的学术次第与学术贡献

陈炎先生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学术训练却是哲学美学,其美学研究对中西文化异同、反理性思潮、文明与文化等前沿问题尤为关注。陈先生早年从事美学研究,因成功论说"积淀说"与"突破说"在学界崭露头角;中年后渐由美学转向中国思想史,尤其对先秦诸子学用力最著。与"原教旨儒家"不同,先生力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态度,他不建议将儒学观念作形而上的本体化提升,而是希望同时超越"第三期儒学"狭隘的续统意识以及乾嘉学派单一的研究方法,跳出儒学以反观儒学。在后期学术研究中,先生措意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文化多样性与和谐世界构建"等热点问题研究,希冀不同文化在相互交往中能逐渐寻找出可以被异域文化所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向人类共有的"文明"准则不断靠拢。     

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

<正> 一、儒学的时代课题和现代命运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儒学文化圈①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但儒学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面临着时代课题,正如蔡仁厚所说:“儒家‘时中’之义,正要随时变应;故儒家之学,亦永远有时代之问题必须面对,是即所谓‘时代性’之考量,或‘现代化’、之因应。”②各时代的儒学大师们不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调整着儒学的内容,所以在中国,就有所谓儒学三期发展问题,国际社会中也有当代新儒学与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第三期儒学相呼应,由此而引发了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学的现代化,正说明现代人与儒学之间的动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