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未有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休，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同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以“尊德性而道问学”论认识活动中的认知与评价

传统知识论把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割裂开来,然而,认识活动总是包含着认知活动与评价活动这两个方面。儒家之“知”既包括客体事实更包涵价值事实。在儒家传统中,尊德与重知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认识活动中的认知和评价的有机统一可以用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语来表述。     

从《法言》看扬雄的处世哲学

扬雄象《论语》而作《法言》，既标举圣人之道崇圣尊经，又兼取道家因循革化的思想，显现出其思想中儒本兼道的特点。《法言》中扬雄关于处世哲学的论述，以儒家入世思想为主导，兼取道家避世隐选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后人多以扬雄事王莽新朝而贬低其操行，然而这恰恰是扬雄儒本兼道处世哲学的体现。     

《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1979年)是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谈艺之道,但立足点是训诂,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是其基石,只有在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而纵谈艺术规律,这是易简之理。训诂学在清代     

现代新儒家眼中的陆象山

第一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被认为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而梁漱演的直觉说则与象山的思想方法有内在的密切关系,贺畴的“新心学”更与象山学说相关。第二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对象山思想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牟宗三在根本上指点出象山的“成德之教”,达成为我们把握牟宗三的象山学之前提,牟宗三还认为从陆家山到刘藏山这一段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最高峰;唐君毅则视陆学为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之学滁复观认为要把握象山思想,必先把握义利之辨的总枢纽。     

儒家传统荣辱观借鉴

以荣辱观教育统领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统领人才培养,这是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传统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无非有二:一在知耻,二在求荣。儒家一贯认为,不知耻无以为人,不求荣无以为尊。因而主张荣耻对立,泾渭分明,荣荣耻耻,礼义立人。以知耻教育来推进义理教育,以义理教育来保障道德秩序,以道德秩序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正是儒家认定荣辱观教育为“治教之大端”的基本思路。认真分析儒家传统荣辱观,可以为今天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辨析

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由《文选》的选文定篇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本文认为萧统的文学观念以儒家忠孝思想为基础。尊帝王、重讽谏、厚人伦、美教化,构成了《文选》的主要特征。但萧统不废娱情之作,又体现了他兼容、开放的文学思想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论牟宗三之“三统”、回应及其脉络

甲午惨败以及"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促使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存在价值的深刻检讨与反思。在那存亡继绝的时期,新儒家三圣(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逆潮流反行,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孔夫子。由此而开出的以熊十力为领衔,牟宗三、唐君毅等发展的"心性之学",则成为一时之显学。牟宗三之"三统"尤为卓著。     

《茗柯词》变相《风》、《骚》创作意格--论清代常州词派代表张惠言的创作实践

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他以传统儒家之"忠爱悱恻、不淫不伤之旨"为其词学理论基础;以<风>、<骚>的文学精神为其创作典范"感士不遇"而又"主文谲谏",寻春惜春,以立意为本,咏物抒情,重比兴寄托.主张崇比兴,区正变,知尊体.张惠言的<茗柯词>基本上体现了他这一词论要旨.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陆振岳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     

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

本文从史实研究的角度,有力驳斥了把尊经书院的创办全部归功于张之洞的观点.王闰运是薛焕聘的,而王在尊经书院的教学指导是尊经书院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张之洞从尊经创办到他提学使任满调京不到三年时间,比较起来,应该是说薛焕对尊经书院的创办有筚路蓝缕之功.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