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和发展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该原则的合理内核是"法制原则(合法性原则)",这样的表述将会有助于中国刑法真正走上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罪刑法定原则法典化再思考

1997年新刑法颁布 ,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学界多年疾唤后终于在法典中确立 ,实行多年的类推制度也因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而被废止。可是 ,社会现实的纷杂与法律的滞后与不周延带来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亟待改观 ,故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刑事判例制度以弥补这一界隙是必要的。     

罪刑法定原则之诠释与解读

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历史性和有限性,因此,这个原则只能作为相对真理来解读,这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文本作相对主义的理解.法律本身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有其客观基础和条件,而非主观的随心所欲.     

论英美法系中的罪刑法定主义

英美法系国家在长期法律实践中所形成的诉讼保障制度和宪法原则,对我国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精神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罪刑法定主义诞生的思想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可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来把握其内涵,但观念层面的罪刑法定主义对于追溯和厘清其思想基础更具意义.近代罪刑法定主义得以诞生之思想基础乃是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洛克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理论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而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心理强制主义实际只为罪刑法定主义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提供了契机.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 ,完善了我国刑法典 ,这无疑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 ,又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而有一劳永逸之感。     

罪刑法定的宪政诉求

本文认为罪刑法定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它充当了将刑事实体法与宪政相联结的枢纽。罪刑法定的实现,首先要求将政治结构同样纳入法治之下,使司法权成为权力结构中独立的一极,以解开法院和法官心灵上的“纸手铐”。其次,需要确认基本权利先于国家与宪法的性质,以此奠定宪政的道义基础,确保刑法的自我抑制性。第三,必须构建司法审查制度,以便在罪刑法定被违反之后实施救济。     

浅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有二：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简称“法外无罪，法外无刑”。它强调定罪量刑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为人们悉知的法律标准，从而更好地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犯罪。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的第3条规定：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确认及其特性

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在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刑罚权上的核心价值,国际社会首先在一些国际人权公约中确认该原则,并在涉及国际刑法规范的国际公约中融入该原则的理念和内容.后经过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实践,<罗马规约>最终以专门条款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这标志着该原则在国际刑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和深入的接纳,成为国际刑法的基础或核心原则.由于国际刑法在法律渊源、执行机制等方面与国内刑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并须兼顾罪刑法定原则在两大法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内容,国际刑法在确认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时,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国内刑法,其具有自己的特性.     

宪政: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

宪政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进行的更为正义的人类秩序谋划.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而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认定犯罪且处罚犯罪,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宪政诉求.宪政的重点是制约权力,罪刑法定原则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能.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罪刑法定是世界各国刑法公认的基本原则,以人权保障为根本宗旨。我国为切实维护人权,维护自己在国际社会的法治形象,于1997年10月在新刑法中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它对于我国刑事法制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刑事立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要付诸实施,有赖于司法机关实际的执法活动。为此,必须做到严格司法解释、转变价值观念。     

论罪刑法定下的法官刑罚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以规则限制权力，抑制裁量，避免因裁量自由过大而导致刑罚显失公正。然而实践中，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总是相对而言的，这就需要法官刑罚裁量权的介入。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上以及法官素质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层次观——以自然法为视角

西方自然法学派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我们对罪刑法定理论渊源作出理性认识.     

西方自然法思潮与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渊源的演变

西方自然法学派先后衍生出人性论、自然权利论、三权分立论、社会契约论、人权论和法治论等理论或学说。这些理论或学说都是自然法思潮变迁的产物。它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和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大致经历了自然权利观的罪刑法定、分权制衡观的罪刑法定和法治观的罪刑法定三个阶段。每经历一个新阶段,对罪刑法定的认识便提升一个新的境界,罪刑法定立法与司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梳理这个历史过程,旨在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我国罪刑法定理论。     

罪刑法定与个案公正

公正是法永恒的价值和最高追求。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刑法对罪与刑采取普遍适用的标准,体现了一般公正,但罪刑法定之"法"无法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公平方式适用于一切案件,个案公正问题由此产生。刑事司法具有个案处理的特点,由法官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下,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来处理千差万别的案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罪刑法定之"法"的局限性可能损及的某些公正,其中公开、公平的诉讼机制的设立则是确保法官司法裁量权公正行使的最佳切入点。     

罪刑法定视野中情节犯之命运

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特有的一种犯罪类型,因其立法表述上的“模糊性”而招致诸多批评。本文认为,无论从古典罪刑法定主义的人权保障精神,还是从现代罪刑法定主义的社会保护要求来看,情节犯与罪刑法定主义都不相违背。情节犯不仅不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冲击,恰恰相反,情节犯的存在正是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正确诠释,并且情节犯的存在满足刑法谦抑性要求。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罪刑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刑法罪刑擅断主义的产物,已为大多数国家宪法或刑法确认并反映到一些国际法文件中,成为现代刑法最基本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立法对罪刑法定原则长期付之阙如。新刑法在总结我国刑事立法经验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类推制度,并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科学的明文表述,这对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及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均具重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二元论

罪刑法定原则或称罪刑法定主义一直是刑法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仅仅强调罪刑法定的形式化或者是罪刑法定的实质化,在现实生活中都会出现问题.最可行的办法是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相统一的基础上,再根据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状况决定二者的优先地位.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着社会结构、文化和人性三方面的基础,这充分证明了罪刑法定理论的正确性。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其核心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有利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打击犯罪的政策思想,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走向成熟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