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新论

毛泽东"劳资两利"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在劳资矛盾和冲突中的两利;劳资利益存在着区别的两利;"劳资两利"中的国家利益.在实践中,毛泽东主张以思想教育为手段,引导各方人士领会"劳资两利"实质;以劳资和谐为目标,积极稳妥地解决各种劳资纠纷;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建立和健全"劳资两利"的保障体系.以史为鉴,我们应建构非公有制企业雇主与雇工间战略伙伴关系,以缓和劳资双方的利益矛盾;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共产党和群团的组织制度,加强对劳资关系的协调保障;完善调整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监察和执法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型劳资关系的建立及其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明确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订立集体合同为中心环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民主、平等、两利、契约”的新型劳资关系。这种新型劳资关系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繁荣经济、坚持调动劳资双方积极性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具有鲜明的特点。建立新型的劳资关系有利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稳定社会秩序,对恢复国民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增加市场供应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浅析私营企业劳资关系运行的政府管理

政府应该干预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政府劳动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促进劳资合作、劳资两利,促进劳资关系自主运行、自行调整的实现,寻求劳动政策效应的最佳结合;政府应解决促进就业与执行劳动标准的矛盾;政府应解决企业效率与改善劳资关系的矛盾。     

阶级意识与行会理念——广州正式政府成立前后的劳资关系变动

“劳资合行”是广州传统劳资关系的主要模式.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五四时期社会新思潮的浸润与激荡,尤其是革命政权对工人的扶植,直接催化了广州正式政府时期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组设工会、同盟罢工、“跨行”互助遂为工人向资本家抗争的主要方式,而国共两党、无政府党等政治势力的介入,更是开启了近代中国劳资关系与党派政治结合的先例,“劳资合行”的传统劳资关系模式遂向劳资相争的复杂实态演进.从“劳资合行”与阶级斗争两种劳资关系主题动态演绎的事实中,亦可蠢测五四前后传统行会转型时劳资阶级意识分野的诸多关联,而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向“自为”转化的程度亦由此得以实证.     

中国苏维埃区域劳资政策评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苏维埃区域劳资政策的调整经历了由各地苏维埃政权单独制定政策与法规到统一的《劳动法》出台,并在多次修正中与苏维埃区域实际的吻合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虽然苏维埃区域劳资政策“左”的错误倾向始终存在,但苏维埃区域劳资政策仍有其积极影响：全面保障雇工权益,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加强劳动立法工作,把劳资关系的处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在与“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再议劳动者地位问题:劳动力产权强度的视角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来,劳动力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然而与此同时,各种劳资冲突和劳资纠纷问题也日益突出,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在劳资关系的弱势地位问题尤其受到关注。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劳动者地位可能受制于劳动力产权残缺的状况,那么,当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法律制度逐步成熟和完善时,劳动者地位则主要取于其实现劳动力产权的能力,即其劳动力产权强度。决定劳动力产权强度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维度:个人变量、结构变量以及制度变量。劳动者是异质性的,不同劳动者群体在劳动力产权三个维度上的强弱决定了不同的劳资关系类型——雇主管治型、雇主主导型、制度保护型、自我保护型和雇员主导型,以及不同的劳动者地位——完全弱势、弱势、受保护的弱势、受压制的弱势和强势。只有理顺最突出的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一个均衡和谐、劳资两利的中国劳资关系模式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而且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平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阶段定位：劳资关系研究的前提

劳资关系的研究应注意一个重要的前提：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阶段定位,它是劳资政策制定的基础。这种阶段定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初级阶段的大背景成为调节劳资矛盾的基础;第二,政治运行是劳资关系调整的方向标;第三,工业模式对劳资关系的变革具有双重功效;第四,和谐社会是劳资关系改善的福音。它们影响着当前劳资政策制定与运行,劳资关系的协调以及劳资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是当前劳资关系研究的出发点与前提。     

论劳资冲突的根源与消解

本文通过比较“经济人”与“社会人”两种分析视角 ,探讨了劳资冲突的理论根源及劳资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 ,从治标和治本两个方面提出了化解冲突的对策建议。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劳动立法的演变及其启示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劳动立法上经过了艰难探索的过程。在早期中央苏区劳动立法中,由于主张劳资对立,将资方作为革命对象,因而立法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过大,对资方的限制过多,其结果使得劳动立法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劳动者的作用,相反对苏区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最终也损害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此后,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党不断对中央苏区的劳动政策进行反思,在主张劳资双方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处理劳资关系的方针。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在劳资关系政策上的演变,对当今我国的劳动立法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和鉴戒意义。     

主体、主义与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研究的建构

政治经济学中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资为本"和"以劳为本"两种视角,前者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后者则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决定了中国劳资矛盾的特殊性,它要求中国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应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坚持以劳方为主体,以劳动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紧紧围绕"劳动者的利益在于劳动"这一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的研究主张。     

"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西方学者和国内学界都在关注"中国经验",可是对于"中国经验"的性质和内涵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完全照搬西方概念来分析"中国经验"的研究方法必然导致对"中国经验"的片面理解和误解."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话语权.发展中的"中国经验"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借此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适时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中国的最终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从"还乡"到"疏离"——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知识分子与农村问题

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李大钊与"好政府主义"

1922年李大钊参与倡导改良倾向的"好政府主义"是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倒退。其中缘由,既与李大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和"中华民族无产阶级化"的理论有关,同时,"二大"前中共内部思想不统一和缺乏纪律约束的组织状况又使得李大钊的这种行为成为可能。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韩流”与“汉风”的和谐交流

韩流在中国的热与冷,无不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韩流文化要冲出亚洲,担当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角色,客观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韩流若要发展壮大、持久永续,应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应着力打造世界级的经典作品,应借助和联合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文化力量。中韩之间应通过倡导良好的交流语境、进行良好的互访体验、创造良好的合作机会,建立和谐的文化交流关系,“韩流”与“汉风”携手打造强势的东方文化,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     

对日本“中国威胁论”心理的解读与应对

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当今社会,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深感威胁。这种对中国的偏见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心理角度对日本“中国威胁论”进行剖析,认为这种论调主要体现了危机意识、保守主义、机会主义、依赖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日本人的心理习惯思维。要改变这一思维实属不易。但我们可以反过来利用日本人的心理习惯思维去消弭“中国威胁论”的消极影响,这对我们从深层次把握日本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研究兼谈“中国威胁论”

中国的重新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新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会对亚洲的稳定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挑战。我们在研究中国重新崛起现象的基础上,回应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当今的表现,均找不到足以支持“中国威胁论”成立的基础。追求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和平,树立“绿色GDP”观念,内建“和谐社会”,外构“和谐世界”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