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的利己性与“斯密悖论”的破解

分析了斯密悖论的实质、同情的利己性和回报、斯密悖论的根源等。分析表明,同情因亲缘、地域和信仰差异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同情心的利己性,而且同情的利己动机与经济上的利己并无不同,进而认为斯密悖论并不成立。指出仅仅提倡人要有同情心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但难以收到持续的和普遍的效果,社会文明建设需要用回报作为激励。     

“矛盾人”论——兼谈“斯密悖论”

“斯密悖论”至今仍没有得以解决；“矛盾人”观点在探讨人自身矛盾显著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方法论缺陷；通过对人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牲、善与恶、义与利等具体矛盾形式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明了“斯密悖论”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因，并试图以“矛盾人”解答所谓的“斯密悖论”。     

"斯密难题"与和谐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建设中的利己与利他的矛盾问题.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都还没有提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路径.通过对"斯密难题"的研究,借"斯密之手",在承认个体利益的合理性的同时,又要提倡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条社会和谐之路.     

利己利他"斯密问题"的启示

通过对亚当·斯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中关于"利己心"与"经济人"、"利他心"与"道德人",即"斯密问题"的概要阐释,提出了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启示.     

斯密的三重自然观

斯密的自然概念可从三个层次上理解。在造物主的概念中,斯密通过对神的预定论的假 设,将报应论纳人道德情感秩序的确立之中,将最高的善理解为一种宗教性的目的,将斯多亚主义的观念 重新置人神学之中。在大写的自然概念中,斯密提出了自然的本原性解释,明确了人在自然意义上的存 在论含义,确立了人的情感能力的自然基础。在从人出发的自然概念的讨论中,斯密通过对同情的论证, 提出了基于人性基础而实现社会秩序的道德机制,所谓“公正的旁观者”正是通过情境性的同情机制逐次 加以展开的。正是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自然概念,斯密最终确立了神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三重维度 的理论体系。     

“斯密难题”下的经济与伦理问题初探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因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形成“斯密难题”。本文基于此,探究了其现实意义和真正本质。认为“斯密难题”给我们揭示了内存于人类生活中的深刻悖论,其所涉及的关于“经济人”与“道德人”、经济(学)与伦理(学)问题的思考,才是探讨其的真正意义所在。     

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

尽管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有效提升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但农机作业服务市场呈现出跨区服务萎缩、本地服务崛起且服务价格提高的交易格局。为探究农机作业服务市场的“本地化”及其“价格悖论”的生成根源,利用河南省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特殊的农村熟人社会交易环境对农户农机作业服务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往来互动频繁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会助推农户对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的需求选择;并且种植规模越大、种植同一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会在熟人社会关系的作用下选择更为及时可靠的本地化农机作业服务。继而对农机作业服务本地化交易的“价格悖论”产生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农户熟人社会关系能显著降低其采纳本地农机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由此提出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进行专业化连片种植、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以推进农机作业服务市场有序发育。     

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的文学悖论--王朔现象透视

王朔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传播媒介的宁馨儿 ,他用商业运作的方式来炒作文学 ,对传统文化中僵化的东西进行了解构 ,但这种解构本身也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并导致其价值观呈现出一种悖论倾向 ;“王朔现象”代表着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生 ,表现出当代部分青年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倾斜与断裂 ,标志着现代文化的历史转型。     

悖论与“自指”

悖论的构成与我们对某些语句可以自我指称的认定密切相关。认为某个语句可以自指,这是一回事,但事实上这个语句是否可能自指,则是另一回事;而语句自指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由此,便会获得对悖论的一种根本不同的理解。     

“说谎者悖论”析疑

说谎者悖论同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悖论一样，也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对某问题的肯定的回答与否定的回答之间的相互蕴含，它的形成也是由于把“具有本来可以成立的否定关系”的不同的所知混为一谈。但说谎者悖论还犯了以非真为真、以非假为假的错误。     

浅议能人机制

能人就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能够搏风击浪,取得优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我们应当借鉴深圳经验,加大对能人的发现、培养、保护和使用力度,建立起能人辈出的机制.     

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启示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基于自爱和同情心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马克斯·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论证了人的“道德人”属性。他们还研究了人的这两种属性的统一性和分离性。吸收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和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亚当·斯密与弗里德曼的比较研究

只有把《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结合,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说.亚当·斯密主张经济人要有道德自律,努力使公平与市场经济结合,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弗里德曼号称20世纪的亚当·斯密,但他提倡的完全自由放任、个人自由和私利至上、否定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却误读和曲解了亚当·斯密学说.     

亚当.斯密和文明社会的四个隐喻

亚当.斯密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居于什么位置,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问题。借助“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看不见的手”、“守夜人”等经典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这些隐喻影响深远,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罗蒂的“自由反讽人”以及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等观念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思想源头。不同于克罗波西、罗尔斯等人的消极评价,斯密应当在政治哲学史上占据某个核心位置。就“斯密的启蒙困境”而言,斯密从哲学伦理学向政治经济学转向,既符合其思想发展的历程,也符合其思想发展的逻辑。尽管他后期对《道德情操论》多有修订,但尚不足构成推翻其基本主张和从政治经济学向哲学伦理学倒转的条件。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

推测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史学的重要内容,亚当·斯密在推测史中阐释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在阐释经济增长时,斯密在他设想的经济的自然进程与真实的欧洲经济史的悖论中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阐释天文学这门自然科学的历史时,斯密认为想象推动了天文学史上的重大观念变革,而想象是推测史的重要因素。在评论18世纪的传统史学时,斯密重新阐释了史学的功能和写作原则。斯密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将推测史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天文学史革命的阐释中,拓宽了人们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视野,反过来促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测历史的书写。     

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比较研究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此,严复本着富强中国的目的将亚当·斯密的赋税思想引入中国。在赋税理论上,严复对英国议会掌握税收大权的税制理论赞成有加,但同时严复又用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思想分析中国皇帝征税、臣民纳税的合理性,这显示了严复思想的不足之处;在赋税原则上,严复对斯密的平等、确实、便利、节省税制四原则大加赞赏,主张中国税制采用平、信、便、核四原则;在赋税来源及用途上,严复与亚当·斯密都主张赋税在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要惠及于民,但在赋税的来源上,尤其是在对工资征税的问题上,严复与斯密的观念又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严复与亚当·斯密税收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严复对挽救晚清危局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之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为中心,通过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多视角分析,全面考察了增加财富、发展经济的各种因素、途径和条件,在经济学说史上,建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本文从分工、生产劳动、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较深入地分析了斯密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阐明了经济的有效增长建立在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揭示了斯密经济增长因素理论的现实意义.     

亚当斯密的启蒙：政治何居？

在哲人的政治构想中,政治所处的位置能够反映整个图景的内容和面貌。由于政治本身具有秩序的自觉,所以关于政治位置的思考可谓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关键、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斯密是最伟大的现代启蒙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政治思想巨擘霍布斯的批评者。但他的启蒙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古典的方式,将现代性进一步推向更深处。斯密的学说不仅照亮了社会,也照亮了人的内心。通过发现无偏旁观者机制,并以之作为整个思想体系的＂万有引力＂,斯密将政治的最高原则自天上拉入人的内心,从而使人心、道德,甚至社会成为一个自治、自为的领域,却又并未逃离政治的视野。斯密是一个系统的政治哲学家。     

对"亚当·斯密问题"三个逻辑层面的解读

"亚当·斯密问题"有不同的逻辑层面.在个别层面上,斯密问题是他的经济与伦理学的关系;在特殊层面上,它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伦理的关系;在普遍层面上,它是人类社会的经济与伦理的一般关系.在这些逻辑层面上,斯密问题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