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

很多人误以为明代致仕官员通过领取俸禄来养老,其实明代未曾建立致仕官员食俸的制度,赏赐和体恤只是少数官员才能享受的特恩.大多数致仕官员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撑,多途径解决养老问题的.     

明代文官的省亲与展墓

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经历了由明初"特命而行"到洪熙以后"奉例而行"的制度化过程,主要有给假归省和便道归省两种形式。在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明代文官的省亲、展墓制度具有协调忠孝关系的社会政治意义。     

明代文官拣选制度考述

明代文官拣选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制史上一项很有特色的内容。但史籍中对于这一制度缺乏系统、完备的记述，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不甚了了。本文通过广泛参证有关史料，初步考察论述了明代文官拣选制度的建立、实施方法及其意义     

明代文官的薪俸制度及其影响

俸禄作为外附报偿,是人事制度激励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俸禄制度实施得是否合理,既关系到官员的生活水平,又关系到吏治的好坏。明代文官的俸禄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组成部分。研究明代的薪俸制度,不仅在学术上,而且作为一个历史的启示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明代文官俸给制的演变、结构、特点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冀在引起大家对中     

明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建国后,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对致仕制度十分重视，官吏致仕后，仍享有一系列特权，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安，也使在职官员无后顾之忧。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官员终身制，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维护其统治。     

西汉官吏的致仕

致仕是中国古代官员辞官还乡养老的总称。西汉末期才确立了致仕制度,对官吏致仕的品阶、待遇作出了规定。汉代致仕的主要原因有年老生病、避祸、不称职等。西汉时期的致仕有其固有的特点,致仕的成功与否经常为皇帝的个人意志所左右。致仕制度的确立完善了封建官僚制度,完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     

汉代官吏的优抚制度

汉代官吏优抚制度是汉代官吏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包括致仕后的优待和逝世后的抚恤.官员致仕后的优待主要有带俸致仕、遣使存问、奉朝请、赠赐财物等.官员逝世后则有天子临丧和素服、诏书褒奖、赠印绶、荫子、以沙书棺等政治性抚恤和赠赙、赠冢地等经济性抚恤.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因皇帝对死者的器重程度不同而缺乏明确的规范,从而出现了很大的随意性.     

论唐代致仕制度之演变

唐代致仕制度承袭前代"七十致仕"的传统,又有所发展并趋于成熟。唐前期对致仕官员提供"半俸"以保障其生活,并予以一定程度的礼遇。后期在给予待遇和地位的同时,更加注意礼仪上的尊崇;而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激化,也使致仕制度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唐代致仕制度具有灵活性和等级性的特点,体现尊老敬老的风尚,并对宋代致仕制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战与英国文官制度

本文主要介绍了二战前后的英国文官制度。战前英国文官制度概况主要指文官制度的录用、分类、管理、培训等特征及文官制度存在的问题。战后英国文官制度在二战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及效果。最后阐述了1945—1960年代的英国文官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文官制度虽受二战的洗礼,却没有从二战中汲取更多的思想,先进的改革主张虽然提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略述

明代的文官考核主要由吏部和都察院负责。都察院作为监察机关，参加文官考核的全过程，这是明代文官考核制度的特色之一。考核的形式主要是“考满”与“考察”，再补以“拾遗”。考核的标准是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诸司职掌》和《责任条例》同时又因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有所增补。明代文官考核制度利弊兼存，应作具体分析。     

唐鉴年谱简编

唐鉴（1778—1861），字栗生、泽翁，号镜海、敬楷，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一生可分为青少年时期、入仕时期和归隐时期三个阶段。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陆游宦赣诗文论略

陆游一生屡入江西,二宦江西,并在江西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陆游宦赣活动虽说为时短暂,然而其宦赣诗文却是独呈异彩。陆游诗作留给后人一幅幅精采绝伦的山川形胜图画,它真实地记载了赣地名胜和赣地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陆游的宦赣诗文是其真实的心灵历程的另一侧面的写照,它反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政治失落的幽愤,是谪宦主题和退隐取向的矛盾统一。     

试析近代佛教思想的变迁--以谭嗣同为中心的研究

佛教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逐渐发生了转变，谭嗣同等将消极、避世、涅桑的佛教哲学阐释成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蔑视黑暗现实、奋不顾身、不计功利、“勇猛精进”和“大无畏”的富有战斗性的思想力量，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国退休年龄调整的政策效应

由于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延长使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加快,但同时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又造成我国的退休人口不断不升,进而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收支平衡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通过对现行偏低的退休年龄的负面效应与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正面效应对比分析来谈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在我国是不是可取之道。     

晚清传统知识分子的“三不朽”之路 ——以津门名士徐士銮为例

作为晚清传统知识分子代表的徐士銮,深受传统儒学价值观的影响,其一生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在中国近代化变革的过程中,他本欲积极进取、立功名世,却缺乏济世救国之良方,最终不得不选择壮年隐退、立言著述的人生道路。徐氏的人生悲剧,彰显出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现实困境。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千秋雅调》与清初江南隐逸风气

<千秋雅调>,是清初一部著名唱和词集.王晫50寿辰,赋<千秋岁·初度感怀>,有214位词人参与唱和.寿主王晫与唱和词人多为江南隐逸之士,他们的唱和词中,体现了隐逸生命精神,<千秋雅调>足以证明.清初江南存在一个隐逸群体,当时的隐逸风气十分盛行,这主要是由清初政治现实和江南独特的生活背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邓小平与中央顾问委员会

邓小平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倡导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躬身实践退休制度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创举将老干部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年轻干部充沛的工作精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既废除了职务终身制、培养了接班人 ,又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