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史记》语言文学研究论略

《史记》语言的文学性历代以来都受到重视,成为《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汉魏六朝在对《史记》的叙事、文风等文学特点的评述中已有了对其语言的概括性认识。唐代尤其中唐以后,在古文运动大文化语境中,文人开始从文学角度来关注《史记》,韩柳"雄深雅健"、"峻洁"的概括代表了文学家对《史记》语言的整体感受。宋代随着文章学的发展,宋人不仅重视文章整体性的起承转合的章法,更深入到句法、字法的探讨。明代,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高涨,《史记》字、词、名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专著频出,开拓了《史记》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论《史记》的戏剧美

以《史记》所写人物、事件为题材而改编的戏剧很多，据杨燕起、俞樟华编《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所收的和《史记》有关的戏剧目录统计，就有233部。这些戏剧，对《史记》中所写人物、事件，有的做了改动，有的是稍加改动，而有的几乎完全是照搬《史记》（按《史记》中的情节框架设计结构，把《史记》中人物的语言直接用作唱词或对话）。这种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史记》的内容丰富生动，为后世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二是《史记》中所写的人物、事件有明显的戏剧性特点，易于改编成戏剧。在这两者中，后者更是主要的…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史记》与我国古代小说

《史记》有很高的文学性，这是人所共认的。其描写人物的成就之高。简直可以说是一种超前的成熟。在《史记》出现之后．一直到唐代传奇出现之前的九百年间．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写人艺术能够与《史记》相提并论。有一位很有影响的评论家曾经说过：中国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史记》，第二十是《红楼梦》。这种说法并不是虚夸的。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史记)的小说因素》，对《史记》中的许多小说特点进行过若干分析。文章最后对《史记》与我国后世小说的关系也提出了一些看法．由于那篇文章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只能粗粗带过。现在已经过了十多年，觉得对于后面这个问题还有作进一步归纳说明的必要。在这里准备从三十方面来谈：     

《永州八记》——无韵离骚

屈原的《离骚》表现了诗人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祖国的战斗精神,表现了诗人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感,也表现了诗人热爱进步、憎恶黑暗的光辉峻洁的人格。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可借来作柳宗元《永州八记》(以下简称《八记》)的评语。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     

师大新书架

《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简介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俞樟华教授等撰写的《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一书,于2008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关于《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方面的专著。一部《史记》,记录了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有一百多人。这些个     

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概述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一部体大思精、包罗万象的通史巨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自它问世至今,历代研究者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史记》研究成了热点,出版了大量论著,涌现了许多《史记》研究新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台湾的《史记》研究,是国内整个《史记》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对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情况知之不多,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逐渐增加,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陆续传入大陆。这里,就笔者所见知的材料,对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情况作一个粗略的介绍。四十年来,台湾的《史记》研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     

《史记》研究的全面丰收期——七六年以来《史记》研究概述

《史记》研究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解放后四十年的研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广大文史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开始把《史记》从“史料学”的研究提高到《史记》学的研究高度上,使《史记》研究有了科学的、正确的方向。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问题逐步深入,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一门新的学科——“史记学”正在建立。解放后,《史记》获得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经济史、美学史等都把《史记》列为专章进行评论。在出版读物中,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果显著。     

史记笺证：人类精神家园中深沉而宏博的精神吞吐

在《史记》研究的领域里,许多学者都不得不认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认为它是“三家注”之后最好的《史记》注本。该书从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70年来成为我国学者研究《史记》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己的《史记》却离不开日本人的著述,这确实令中国学人感到尴尬,早在郭沫若那一辈的学者就为此感愤不平。著名《史记》专家韩兆琦教授倾40年研究《史记》之功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历时12载,终于著成了煌煌500万言的《史记笺证》,最近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史记》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老子之辨与《史记》的书法体例及附传——《史记·老子传》析疑之一

本文从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入手，将老子之辨与《史记》的书法体例特别是附传联系起来，从一个新的解度和层面对老子问题进行了探讨。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宋诗零考

宋诗零考戴萤一、《游石巩石》一诗非宋人所作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收录宋人黄鹤诗《游石巩石》，其出处注为《宜黄县志》。其实宜黄县出过两个黄鹤，都小有名气，一为宋人，一为明人。宋人黄鹤字叔似，光宗时人，有集名《北窗言》，今已佚。明人黄鹤不仕，与人结为诗...     

《〈史记〉与民族精神》简评

《史记》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因而如何推陈出新、重焕当代《史记》研究的鲜活生命力、承续其中涌动千年的意蕴与精神，是摆在新一代《史记》研究者面前亟需解决的难题。《〈史记〉与民族精神》（齐鲁书社2009年版），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史记》与中国古典传记（二）

《史记》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史传的传统，使中国古典传记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史记》对中国古典传记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庄周宋人考辨

司马迁《史记·庄周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刘向《别录》确指:“宋之蒙人也,”开庄周“宋人说”;后出庄周“楚人”、“魏人”、“鲁人”诸说,纷扰至今。对此,实有考辨之必要。 一、宋人确证 刘向距庄周,时不为远,向校书秘阁,所阅史料,后多亡佚,其“宋人说”,定有征可信,今《庄子》所记庄周行踪,可以为证。《列御寇》云: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读《史记艺术研究》后序

宋嗣廉同志所著《史记艺术研究》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统计历代关于《史记》的研究,从史学角的研究远过于从文学角度的研究。将司马迁看作伟大的文学家,将《史记》看作不朽的传记文学作品,是近半世纪的事。从此文学史将司马迁列为专章叙述,也有不少著作、论文讨论《史记》的文学特点,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