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的时期,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因此,加快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司法和谐"理念强调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处理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机制,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扩大了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问题路径.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     

当前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及其应对

社区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纠纷易激化和利益问题成为焦点等新特点.要想使矛盾纠纷得到根本的化解,需要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调解进行科学定位和有效衔接.     

当前社区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及其应对

社区是矛盾纠纷的主要汇集地。社区矛盾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纠纷易激化和利益问题成为焦点等新特点。要想使矛盾纠纷得到根本的化解,需要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诉讼调解进行科学定位和有效衔接。     

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

家事代理权是一项渊源古老的制度.时代、国度不同,家事代理权的属性和规制也有所不同.由于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家事代理权未作规定,故引发了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的法理探讨.尽管我国当代关于家事代理权的属性界定众说纷纭,但特种代理无疑为本质揭示,即家事代理权应属特种代理权,且其应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前提,以男女平等为原则.建构我国的家事代理权制度,必须明确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和行使规则.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以日常生活需要为限;家事代权的行使规则包括家事代权的产生、行使限制和终止.探寻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制,必须把握家事代权制度的流变与内涵,进而为<中国民法典·亲属编>建构家事代理权制度奠定基础.     

关于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的对策思考

行政调解作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制度内容之一,其规范有序的运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由于传统权力行政的深度影响,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建设很不完善.应当通过加强立法、适当扩大行政调解范围、整合行政调解组织、完善行政调解程序和明确行政调解效力等环节,构建规范的行政调解制度,发挥该制度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矛盾凸显期农村纠纷调解的个案分析——基于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为及时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实践中各种纠纷调处机制应运而生。本文分析了鄂北一个村庄的纠纷调处记录,研究发现,较之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现代司法准则,以"村庄法官"角色存在的调解者,不以立法条文以及事实情况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也并非是纠纷调处的主要目的,但他们在工作中特别注重当事人主观上的接受情况。同时,调解者经常集多重角色于一身,实行"保姆式"办案,还会动员多方主体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在另一些冲突中,调解者刻意不彻底解决纠纷,为当事人自动和好留下足够的空间,最终既平复了争议,又保存了当事人的颜面。结合村庄的调解经验,文章认为,尽管矛盾纠纷的增多,为现代立法快速进入乡土社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笼统意义上的法治理念,还是国家立法的具体规则都没有全面、彻底地进入乡村社会;各地村级调解机制设立和运作更多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为了推进"法律下乡"。     

人民调解制度的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在中国日益增多的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正在弱化,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所应承担的社会功能.人民调解不能适应解决社会纠纷需要的直接原因在于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体现为调解组织体系的僵化、调解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调解保障工作的落后、调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等,而根本原因则是人民调解的体制性障碍.2011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具有浓厚的法律编纂性质,保守有余,创新不足.传统的人民调解不会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实施而实现根本性的变革.人民调解不应向行政化方向发展,其发展趋势应是高度的社会化和完全的自治性.除了体制变革,人民调解制度还需要借鉴一些成熟的调解规则从而使这一制度进一步规范化.     

小矛盾不出楼栋大纠纷不出社区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总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或琐事纠纷。然而以摆事实、讲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调解化解了这些矛盾或纠纷,是江西省万安县城南社区居委会最快乐、最欣慰的事儿。她们为调解每一起矛盾纠纷成功而感到高兴。     

迈向社会自治的人民调解

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纠纷解决能力较低等严重问题,这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有体制方面的深层原因.即人民调解是一种外生型和政府控制型调解,缺乏民间调解制度本应具有的内在活力.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是迈向社会自治型的人民调解,实现从外生型调解向内生型调解的转变,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机构.     

民间纠纷调解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沪浙等地的“老娘舅”的思考

通过对沪浙"老娘舅"在民间纠纷调解传统模式的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民间纠纷调解的新思路,指出社会工作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可行性,包括社会工作可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领域、理论以及技巧,进而讨论其中几个伦理议题。并指出二者互惠合作发展的前景。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

源自美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有其特定的含义、特征与功能,ADR的世界性潮流以其倡导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和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念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作为人类社会共同财富和永恒文化资源的调解是当代ADR中最重要的形式,构成了ADR的核心;而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调解传统,则渗透着中华文化和谐理念的精华.以纽约和上海两个大都市的实践素材为例,将美国的"ADR文化"与中国的"调解文化"做相关的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获得的重要启示则是,应当充分重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以共同致力于形成足以适应构建现代和谐社会需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新型的法治文化.     

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机制探析

在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在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主要有环境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三种方式。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我国一般规定为不可诉的行政调解行为,而对于自然资源纠纷的行政处理,则规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行为。这种法律规定的差异不仅导致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法律体系存在混乱和冲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小矛盾不出楼栋 大纠纷不出社区

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总会有一些小矛盾、小摩擦或琐事纠纷。然而以摆事实、讲法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调解化解了这些矛盾或纠纷,是江西省万安县城南社区居委会最快乐、最欣慰的事儿。她们为调解每一起矛盾纠纷成功而感到高兴。城南社区居委会,从书记、主任到委员,均是清一色的妇女干部,年龄在30~50     

转型社会中乡土纠纷的变迁

转型期中国乡村的传统秩序正在经受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呈现为机制观念的转变、人际交往的疏离、权力关系的演变与独立个体的崛起。城乡的巨大流动使得独立的个体在纠纷处理上具有足够的自由与话语权,不再受制于乡土秩序的约束。乡村纠纷因流动而出现了解决上的"无主地带",进而刺激了乡村"混混"的"暴力救济"与纠纷解决上的"丛林法则"。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乡土之上,不再具有支配乡村个体的机制与力量。"调解"失去了其固着的乡村组织结构与秩序保障,随之也失去了其应有的效力,原有的"实质性调解"被弱化成了"表象性调解"。     

农村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平建构与公平逻辑

本文以当代农村的调解实践为切入点,探讨在不同的纠纷类型和不同的情境中,纠纷的公平解决是如何达成的,以及背后遵循着怎样的公平原则。本文发现：维持人际关系延续的调解目标,调解人的角色定位、道德背景及其权威性,调解过程中包括上门调解等多种调解技巧和策略的运用,以及符合农村社会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公平提案等,是影响纠纷调解协议即公平达成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关系维系、公平的关系性以及综合性等,是中国农民公平观的重要特征。     

论社区居委会矛盾纠纷的舆情疏导

目前社区内的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矛盾纠纷的调解作了深人研究。舆情疏导是社区居委会矛盾纠纷调解的重要方式,是社区居委会把社区居民的现实舆情作为矛盾纠纷调解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通过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疏导方法来化解矛盾,从而最大限度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社区针对矛盾纠纷的舆情疏导具有自身的特点。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现状研究

人民调解保密原则是人民调解的魅力所在,是人民调解中维系各方和谐与信任关系不可或缺的武器,也是人民调解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之一,在法治化的语境下探讨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问题还属于理论研究者面临的新课题。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观念上的重视不够、立法上的规定不健全、实践中的贯彻不乐观,严重影响了人民调解价值理念的广泛认同和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能力的充分发挥。对我国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现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是加强和完善人民调解保密原则的基础。     

民间纠纷调解的社会工作介入——基于沪浙等地的“老娘舅”的思考

通过对沪浙老娘舅在民间纠纷调解传统模式的介绍和进一步的分析,探讨民间纠纷调解的新思路,指出社会工作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可行性,包括社会工作可介入民间纠纷调解的领域、理论以及技巧,进而讨论其中几个伦理议题。并指出二者互惠合作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