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宗族与墟市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具有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的功能 ,其深深地介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与支配作用。宗族通过对农村墟市的控制 ,达到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 ,并在地方文化创造及有关活动中发挥着影响。通过对宗族与墟市关系的探讨 ,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吐谷浑地方统治制度的演变

本文对吐谷浑的地方统治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其地方统治制度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酋邦部落制,酋邦、宗族部落制并行和汗国宗族部落制阶段,并对各阶段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     

社赞奇中国华北权力研究述论——人类学视野中的权力研究之二

本文介绍了杜赞奇基于中国华北的历史资料所做的权力研究,并梳理了对杜赞奇研究的评论,最后延伸展开了关于宗族和权力的讨论,涉及到宗族的形成、作用及其研究的发展,即宗族不仅可以作为一种实体权力而存在,宗族还是作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关系而存在的.     

韩国与越南宗族村落之结构与变动的比较研究——以宗族集团的结构和宗族意识为中心

通过同族村落即宗族村落对韩国和越南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探讨。韩国的事例村落,是位于忠清南道唐津郡的名为桃李里的南氏村落。越南的事例村落是位于河内市农村地区慈廉郡的名为大姥的阮贵(Nguyen Quy)氏村落。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与韩国的宗族村落相比,越南的宗族村落居住着更多的姓氏,其地缘共同体的特质更为突出,但还是能发现许多与韩国宗族村落明显相似的特征。越南的事例村落和韩国的事例村落都举行不迁之位祭祀,而却都很好地保存着祠堂、宗家、碑石和墓地等。由不迁之位祭祀可知,在两个事例之中,越南事例的不迁之位的规模更大且更为华丽。不仅还保存着祭田,族谱也珍藏得很好,而且还在不断进行新的修编。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东乡族宗法文化论

本文分析了东乡族宗法文化的表现形态、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合型宗教性宗法文化的概念。作者认为 ,东乡族的宗法文化既受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 ,又具有中国传统宗法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它实际上是二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合型的宗教性宗法文化。虽然这种文化也存在于西北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 ,但它在东乡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并与汉族的宗法文化形成对照。本文的研究为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宗族研究形成对话     

客家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对一个华南乡村姓氏的追踪调查

探讨一个村落的形成发展是反映多样的异质性文化的基础,而追溯村落中的姓氏源流及其发展变迁乃是研究族群问题和现代村落形成的切入点。本文以华南的一个单姓客家继嗣群派系的发展为案例来揭示移民流动与乡村聚落变迁的关系,并由此分析现代村落中都市化问题、宗族发展新趋势及其对地方权力带来的影响。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

列山墓葬群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是西藏规模宏大的墓葬群之一。由于文献失载,又无口碑历史,关于列山墓葬及其所在地的相关历史背景、墓地性质、墓主身份,等等,学术界一直未有研究文字涉及。文章从研究墓葬所在地区的古历史地名、历史事件着手,从多方位进行相互参照研究,提出了列山墓葬是钦(■)氏的氏族或家族墓葬地的观点,揭示了列山墓葬背后所隐藏的千年历史谜团。     

社会变迁中的节庆、信仰与族群传统重构——以广州珠村端午“扒龙舟”习俗为个案

本文以广州珠村为个案,以龙舟节为切入点,在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揭示其端午节俗的基本内涵、传承与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隐含于其中的村民族群传统的文化心态在都市文化的冲击下的自我抉择与重新适应。     

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

博什瓦黑石刻画像众多 ,是迄今摩岩石刻中少见的 ,为多方面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石刻与南诏、大理的佛教有关 ,石刻族属有彝族说、僚人说。本文论证了南诏、大理时期在建昌地区信仰佛教的是南诏迁来的白蛮 (白族 ) ,建昌赵氏是南诏王酋龙时迁来的白蛮清平官赵铎些的后裔 ;在博什瓦黑信仰佛教的莫色家 ,就是建昌赵氏 ;建昌赵氏长期是昭觉境内的统治者 ,原居博什瓦黑所在的碗厂地方 ,具备了营造石刻的条件 ,得出了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是以建昌赵氏为首的白族的结论。     

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的世代军功巨族,其与徽州汉族大姓汪氏通谱,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件实例。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家谱及碑刻资料,考证了巩昌汪氏的族属系汪古,言其为汉人,系对文献误读、误释和改窜所致。巩昌汪氏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是在元代后期至明永乐间,但所述系谱颇多纰漏,殊不可信。     

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

文章以历史文献及地方档案史料中的记载为依据,对自从13世纪至清朝之间陆续进驻青海地区的蒙古族的部落分支、氏族溯源、演变过程等进行梳理的同时,以实地考察搜集的田野调查资料为旁证,对青海蒙古族部分旧旗内部的氏族血缘集团形成的特点,氏族姓氏组合的规则,禁忌民俗传统等进行综合、归纳、分析,疏其宗族源流,理其血亲关系的踪迹,从而试图论证青海蒙古部落氏族内部长期不断合并、分化、演变和重新组合的内在规律和独特特征.     

赛典赤家族元代家谱初考

使用回回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赛氏家传》,是赛典赤家族的第一部家谱,2008年被列为国家珍贵古籍。本文考证了它的纂修人应为赛典赤·赡思丁之孙江浙平章乌马儿,汉文编辑人应为征东行省儒学提举潘东明,元至大三年在杭州完成,乌马儿还邀请南雄教授赵文作序。本文在研究《赛氏家传》、《咸阳家乘》、南滇《赛氏族谱》、青郡《赵氏宗谱》及益都《杨氏世谱》等赛典赤家族五部家谱的基础上,认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圣裔世系,可能不是此前源于《咸阳家乘》的公认的31世说,而可能是有《赛氏家传》支持的20或21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