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乐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一

本文在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重点探讨相和唱奏方式对辞乐关系的深刻影响。文章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考辨 ,发现在古代文献中“和”有“协和”与“应和”两种用法 ,“相和”一词所表述的则是“唱”与“和”“应”之间的关系 ,是指两个以上不同 (或相同 )音响单元之间有序的规则组合 ;所有以“相和”为本质特征的唱奏方式 ,按构成因素可以分为人声相和、节歌相和、歌吹相和、弦歌相和、丝竹相和五种基本类型 ;“相和”唱奏方式 ,即“相和歌之道” ,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其中包含歌乐不相重叠、歌乐交错、歌乐重奏三种辞乐关系     

浅论唱奏的内涵与外延的协同性

浅论唱奏的内涵与外延的协同性李强唱奏某一首音乐作品时，唱奏者的脑海中就必然对作品产生一种反应和认识。这种反应和认识即是对音乐作品的内在解释，它并非实际的音乐，而是唱奏者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称之为“内涵”。内涵通过相应的外在解释，即演奏的音高、长短、强...     

《琵琶行》补注

[行]古代诗歌乐府歌辞的一种,与“歌”大同小异,常统称“歌行”.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说:“歌”是曲的总名,“行”是“衍其事而歌之”.说明“行”是有具有铺叙记事性质的歌辞.《琵琶行》一作《琵琶引》.引,古琴曲名.引、行草书形似,应以“行”为正.     

论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

本文阐述谢灵运相和歌辞的音乐文学特征。第一部分论述南朝前期相和音乐的流行情况以及谢灵运接触到这些音乐并为之写作歌辞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分析谢灵运各篇相和作品本身的句式结构所体现出的特殊的音乐要求,证明这些歌辞应当具有实际的音乐功能;第三部分则论析这批作品作为入乐歌辞而不同于徒诗作品的特定艺术风貌,并提出关于诗乐结合这一创作方式对诗歌艺术之特殊要求的若干思考。     

先秦文献中的歌辞记录——古代歌辞文献研究之一

笔者在文献疏理的基础上大致区分了先秦散文中的韵语、韵语短章和歌辞三种文本记录形式。通过对韵语短章诸多名目(如“语”“辞”“谚”“铭”等)的具体考证,理清了先秦歌辞记录的文本特征。发现先秦文献中歌辞名目繁多,其产生和演变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具体的音乐表现方式和歌唱内容反映出当时音乐与文学全面结合的盛况。其中对“辞”的考证为《楚辞》命名缘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歌唱方式的疏证为重新理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经典文句提供了新的角度。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韵语都属歌唱之辞,只有用韵规范、句式较稳定且有歌唱记载或说明的韵语才可判为歌辞;“诗三百”是专门的歌辞结集,而非专门的歌辞记录则有纪事、引用和专录三种文本类型,其中纪事一类往往涉及具体的歌唱活动而最具研究价值;同一歌辞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共存,异文之中隐含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歌辞记录方式与相关音乐现实的交错和层积。     

壮族反战乱长歌《嘹歌·唱离乱》

“嘹歌”是壮族人民喜闻乐唱的一种民歌形式。由于歌唱时歌句的尾音都用“嘹——嘹”来拖腔,因而人们称之为“嘹歌”。“嘹歌”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搜集整理的。先由田东县文化馆搜集整理了八百多行。后由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两次派人下去,深入发掘,共搜集到手抄本和口头记录约一万六千多行。其内容丰富多采,从各方面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风俗习惯等。而基本内容则是由《日歌》、《夜歌》、《散歌》三部份组成。第一部分:《日歌》,就是白天唱的歌。它又包括《三月歌》、《日歌》、《入寨歌》三方面的内容。《三月歌》唱的是壮家的自然风光、季节时令以及农事活动的情况,从一月唱到十二     

钢琴演奏的“断奏”初探

“断奏”一词是从意大利文“staccato”意译过来的一个音乐专用词汇。是用缩短音符的时值,使音与音之间不相连贯的一种奏(唱)法,听起来富于弹跳性。用·(?)(?)和(?)等断音记号以表示之。“断奏”在钢琴演奏中,包含着用不同时值、不同力度、不同音色和不同的演奏技巧,短于原有标记音符时值的断音、跳音、顿音奏法,统称为“断奏”。因此,断奏不仅是一种音符时值的标记,还是一种演奏方法的标记,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认识,对乐曲才可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解释和表现。     

谈“竹枝词”和土家族诗人的《竹枝词》创作

一 巴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称。据传汉高祖刘邦见其歌舞,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并命乐人习学。这就是巴渝歌舞。巴渝舞曲有矛渝、弩渝、安台、行辞四种;巴渝舞曲辞就是“巴渝辞”。 “竹枝词”原即“巴渝辞”。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其一:“竹枝歌未好,画轲莫迟回。”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     

壮族民间长诗《唱离乱》的艺术个性

《唱离乱》又称《离乱歌》,如按原壮语篇名直译,则应译为《贼歌》①。全诗二千多行,是桂西田东县岩仰歌圩上所唱的两万行“嘹歌”中可以独立成篇的第五个篇章,也是当地每届歌圩必唱的传统作品之一。②它在壮族群众中已经流传了四百多年,至今仍为壮族人民所传唱。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解”与“解曲”辨──《乐府诗集》音乐术语丛考之一

结合古代歌辞记录的文本分析,对相关史料重加疏证可知,“清商三调歌”之“解”,是乐工在选取现成歌辞配入既有曲调时分割歌辞以适配乐段长度的产物,其本义是“宰割”,引申为计量单位“章”。“解”,代表一个与歌唱同步进行的乐段,与隋唐时期为结束某一既定曲调所特加的“解曲”判然有别。     

梁州令

莫唱阳关曲，泪湿当年金缕。离歌自古最消魂，闻歌更在魂消处。南桥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这是一首思妇词。词的上片写思妇怕分别而偏听到送别曲之幽怨。首二句“莫唱阳关曲，泪湿当年金缕”直呼怕听阳关曲，意思是说：不要唱那催人泪下的《阳关三迭》吧！当年和丈夫离别时，我就是听了这种曲调而泪湿了金缕衣。词中的“《阳关曲》”，本名《渭城曲》，为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所写的送别诗。诗为主要歌词，并引申诗意，抒发离情别绪。因全曲分三段，原诗反复唱三次，故称阳关三迭。“金缕”：唐宋时妇女只用金…     

敦煌歌辞、敦煌词、民间词与文人词之考辨

对敦煌写卷歌辞称呼的不一致，反映了学术界和词学界对这一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内涵的体认与界定上的分歧与模糊。本文对敦煌写卷歌辞从名称、概念、内涵到作者及作品重新进行了一番梳理、界定和考辨，认为“敦煌歌辞”、“敦煌曲”与“敦煌词”或“敦煌曲子词”有别，“敦煌词”也不能等同于“民间词”，“民间词”与“文人词”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并就敦煌歌辞中的文人作品进行了更全面更明确的清理、推断与考辨。     

论“清商”成为妙曲代称的原因与意义

“清商”最初是专指性的音乐术语。它成为妙曲的代称,完成于汉魏之世。“清商”内涵的这层演变,主要与当时的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器乐与人声相结合的歌舞乐开始盛行,二是时代普遍缺乏较为精确的乐律知识。本文的探讨说明,是“清商”而不是“清徵”、“清角”成为妙曲的代称,反映的正是汉魏时期音乐史的发展轨迹。     

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     

吴中曲唱论略

吴中曲唱论略周秦吴人善沤。吴地向有曼声清歌、抒发情怀的风气，分别见于先秦典籍《楚辞·招魂》与《国策·秦策》的“吴”、“吴吟”等语汇，证明了这种风气由来之久远。汉代以降，历有中央政府到吴地采风以及征选歌儿的记载。而随着乐府歌诗风靡南北，涌现出了以妙歌吴...     

从奏案到奏抄——汉唐间奏事文书形态的演进与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

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政务运行是建立在发达的公文书制度基础上的。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 其间的变化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汉唐之间向皇帝申报政务的公文书中, 有一类大致经历了由“奏”到“奏案”再到“奏抄”的演变。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 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