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匪与川东教案

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其所以如此,"盗匪甲于天下"的环境是一个问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情形可能对多盗匪之环境的生成产生某种示范效应,而山水屏障、会党潜滋、盐枭猖獗和邻匪加盟的形势更"优化"了此种环境。     

科学定位 精心编纂 不断开创《济南年鉴》工作新局面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的指示，犹如一股春风，催生了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伴随着这股春风，根植于历史文化名城——泉城济南这块沃土上的《济南年鉴》，于1988年开始生根、发芽。     

略论孔子政治理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孔子的政治理想大致经历了“以礼救时”、“以仁匡世”、“以无为治天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以无为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孔子政治理想不断发展、不断扬弃的结果,是在更高起点上对于“礼”和“仁”的复归。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一：天府之国成都

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古蜀文明高度发展，逐步演进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高地，进一步通过西南夷地区（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向西开辟并发展了与缅甸、印度、中亚和西亚的交通线路和经济贸易关系，一直延伸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向南开辟并发展了与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路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并将古蜀文明传播到南中国海。这几条国际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欧亚，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是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最早让西方了解中国，也最早让中国了解西方，丝绸、蜀布、邛竹杖等产品畅销海外，让中国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     

巴蜀新生代诗的文化思考

本世纪末中国文学，似乎要回应世纪初新文学在诗歌领域的突破，涌激出一股新诗潮。他们公然蔑视根深蒂固的“优美”、“意象”等诗学范例，大胆反叛一切既有的文学模式，以一种“集香木以自焚”的决绝态度和大无畏的“莽汉”精神，超越一切，“非非”一切，破坏一切，以求从根本上刷新诗坛。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划时代”里程碑价值，更在寻求一种“创世纪”的意义。因此，我们将之称为“新生代”。其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以“非非”、“莽汉”、“整体主义”（或“现代史诗”）为代表的巴蜀新生代诗，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天下未乱蜀先乱…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对梁治平《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的思考

梁治平先生的《为政：古代中国的致治理念》一书考察了“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个关于中国古代致治的观念，是近年来从观念史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政治的代表性著作。“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今人面临的许多纠葛与古代观念的延续不无关系。接受了新观念的人未必抛弃了旧观念。就此而言，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政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些“旧社会”的“新人”和“新社会”的“旧人”。     

王夫之论诸葛亮

<正> 诸葛亮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历来评论很多,见仁见智。我们觉得,在众多的评论中,王夫之的见解较为深刻,是值得注意的。王夫之对诸葛亮作了这样的评价:蜀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先主殂,武侯秉政,务农殖谷,释吴怨以息民,然后天下粗安,蜀汉之祚,武侯延之也”(《读通鉴论》卷十。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见此书卷九、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文翁治蜀、“汉家制度”与国家重建

汉景帝末期,文翁掌蜀。文翁治蜀,以兴学的方式敦风化俗,促进蜀地融入一统天下。在“秦汉之变”的历史背景中,文翁之举的历史意义充分浮现出来。暴秦的二世而亡,促使汉朝统治者慎思国家治理之道。“汉家制度”由是浮现： “汉家制度”经三变而成,文翁正处在变局的第一阶段。他在蜀地的探索,不仅为一地治理模式垂范,而且为“汉家制度”的国家重建奠基。文翁成功地为中国重归大一统的政制探路。但从评价的角度讲,文翁身承的“汉家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国之为中国不可变更的制度机制,还是一个需要在历史维度进行再探讨的问题。如果确认古今之变的不可避免,那么文翁的历史价值便不能直接被视为现实效用。     

三国

三国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代，各路英雄曾在这片土地上一展英姿。三分天下，魏、蜀、吴的局面终于打开。羽扇纶巾，煮酒论英雄的年代虽然已逝去，但是这个非凡的时代留下的却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分裂的时代，帝王不再为建造豪华奢移的陵墓而浪费时间，心电都用在了江山争夺一统天下，一代袅雄曹操的墓甚至不可考。     

传统的修身治国之道及其现实意义

古今圣贤，都把修身当作治国之本。《礼记·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那么，传统的修身之法、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它对于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一、传统的修身之法古代圣贤以修身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本，不但终生奉行，修之不二，而且目标极高。《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天道，即天的意志，客观的规律。众所周知，客观规律是不…     

以德治国的文化渊源

“以德治国”方略，有着深刻悠远的文化渊源。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就已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孙奇逢在《四书近指》中指出：“平天下者，明明德于天下者。”意思很明确：治理天下，管好国家，就必须将明确、进步的道德昭示天下，用切实的行动为民谋福利。笔者将“以德治国”分为“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并认为，要真正将“以德治国”付诸实施，应该从“以德治官”和“以德劝民”两方面着手，即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恪守其德，“德治”就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国便得以“治”了。为什么同样是“以德”却要“治官”而“劝民”呢？人民是国家…     

孔子后儒的道德至上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界上许多国家把孔子看作人类历史上的十大思想家之一。由于孔学和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孔学或儒学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不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就有不同面孔的孔子及孔学出现。其影响不仅渗透于中国古代,也影响于今天的中国及国际社会。历代研究孔子的文字也不知超过了《论语》的多少倍。     

论近代启蒙思潮对纲常名教的批判

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的枪炮震醒了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千年梦境，一大批有良知、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感召唤之下，积极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激烈的批判。纲常名教典型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野蛮成分。它以哲学上的“天下”观念为根据，以封建专制政治为载体和现实保障，成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极大障碍。启蒙学者对它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一、以西学的国家观念批判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国儒者往往以平天下治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上古时代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总结。这种思想形成之后，通过长期争鸣，终于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封建主阶级的“治国之本”。西汉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以尊儒“为天下先”①；盛唐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以重德为“治国之本”。封建主阶级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联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有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②。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一度将儒学当作其“为国之本”。隋文帝开皇初，著名儒学家牛弘上书：“有国有家者，曷尝…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新时代青年“坚持胸怀天下”的道德视域

“坚持胸怀天下”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是立足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以百姓心为心”的道德情怀，做到尊重群众、学习群众、服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要克服脱离群众、藐视群众、危害群众的极端做法。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听党指挥”的道德自觉，学中国共产党党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克服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毛病，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敏锐力、政治执行力。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宠辱不惊”的道德定力，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看待问题，坚持用大局观、系统观、整体观看待事物发展，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机械实践主义与未来空想主义。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秉持“不负韶华”的道德理念，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深刻洞悉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在实践生活中确立“不负韶华”的信念，避免只有思想而没有行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只沉迷于实际而缺乏社会意识凝练的机械唯物主义。青年“坚持胸怀天下”要有“和而不同”的道德视野，既需承认他者、学习对方，也要摈弃盲目自信的狂妄自大与迷失自我的彻底盲从，在“和而不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进路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百年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华民族主心骨的真诚期望。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到习近平擘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宏伟蓝图，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努力相继找寻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并持续将这“两个答案”深深熔铸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以非凡勇气和毅力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形势新任务下，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是要在道路逻辑中探寻“中国模式”、在理论逻辑中贯通“中国思想”、在制度逻辑中体现“中国之治”、在文化逻辑中彰显“中国气派”,从而更好地在坚守初心使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中充分展现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前景。     

刘裕与元嘉之治

在我国南北朝的历史上,南朝末武帝刘裕是一个应该重视和研究的人物。他不仅建立了刘宋王朝,而且开创了南朝的“元嘉之治”,使江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①。本文不全面论述刘裕的业绩,只就他和与他关系密切的“元嘉主治”,作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