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在以安全和自由两个法律基本价值所演变的刑事诉讼犯罪控制观和权利保障观中,合理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应是人权保障优先,因其更符合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有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     

浅谈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案件办理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检察机关侦查观念和侦查手段的不断发展,运用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被广泛采用,在刑事诉讼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推进"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按照该规定,从2006年3月1日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嫌疑人犯罪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同时,高检院、     

由韩国“姜浩淳案”引发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的思考

"无罪推定"原则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一项宪法性原则,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其基本人权的核心理念.以"姜浩淳"案为导火索,韩国政府立法决定公布犯罪嫌疑人相片和真名的做法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无罪推定"理念,并且实施公布行为能够多大程度保护公共利益并没有充分讨论.     

我国不应采纳沉默权制度

本文认为,我国不应采纳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侦查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而拒不回答的权利,在西方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大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并且被认为是受刑事追诉者用以自卫的权利。     

中国警察讯问语言研究

侦查讯问是公安等侦查机关为了查明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收集案件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依照法律程序,面对面地以言语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的一种侦查手段。可见侦查讯问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会话形式,无论从会话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与者参与会话的目的等各方面都有不同于其他会话形式的特点。本文运用语言理论和语言应用方面的知识,从侦查讯问语言的特殊性、侦查讯问语境的分析与运用、侦查讯问中主体所使用疑问句的语言结构和语义效果的分析以及侦查讯问心理和侦查讯问语言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侦查讯问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试图从中总结出侦查讯问中言语的一些规律性和实用性的运用方法和技巧,对今后的侦查讯问工作做点有益的工作。     

浅析人权保障原则在新刑诉法中的体现

尊重并保障人权不应当流于空洞的口号，现实中应将人权的保障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末以及刑事诉讼的具体设计中。新刑诉法在完成修改后最为突出的亮点是在刑诉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的部门法首次具有了对于人权保障的明文规定，总则当中明确规定了这是继宪法法律条文规定之后，不失为立法层面的一大进步，与此同时，新刑诉法从立案、侦查直至执行的全过程均对人权进行了全面的保障。人权保障原则在新刑诉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刑讯逼供的直接诱因和观念诱因的讨论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采取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事实的行为.刑讯逼供的基本特征是以刑讯作为方法,以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为目的.笔者认为,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促使侦查人员产生刑讯逼供动机的直接原因,又有使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现象得以存在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     

如何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从侦查行为的性质的视角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不少弊端,侦查权力的过分膨胀,不仅违背了司法公正,而且严重侵害人权,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进程,因此如何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作者欲对侦查制度缺陷分析,整合侦查行为的性质,以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律师职业权力扩大对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挑战及应对

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正式施行。新刑诉法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围绕我国的侦查理念、程序、体制等宏观方面进行了改革，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细节方面进行了修订，在这些制度修改中，涉及律师职业权利部分的修改是对经侦工作影响最深的部分。
　　一、刑诉法修改后律师职业权利的变化
　　（一）律师介入案件时间提前
　　正式确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把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侦查人员也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并将告知的情形记录在案。     

浅析渎职侵权犯罪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

渎职侵权犯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其本质特征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滥用权力。检察机关在办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时，本身就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意义。在渎职侵权犯罪侦查中，检察机关更有责任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法定权利，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本人有侵害人民权利的嫌疑就忽略对其权利的保护。     

浅谈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存在问题的看法及认识--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修订为契机

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即关系到收集、保留证据的惩罚犯罪需要，又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需要。作为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我国现行立法对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主要停留在惩罚犯罪的需要层面，在其适用的审查机制、适用的对象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应当结合现行刑诉法的修订契机，更多的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为改革方向，引入程序性裁判等理念，对现行强制措施的进行变革。     

浅析刑诉法修正案中有关辩护制度的规定

《刑诉法修正案》中第5条到12条是有关刑诉中辩护权的最新规定,其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律师,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以及法律援助的实施都作出了新的规定.这些新规定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人权,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     

浅新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被害问题

性犯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对于此类案件人们往往只关注案件的过程和结果,很少有人关注受到最大伤害的被害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 惩罚犯罪,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被告人,对被害人的保护缺乏必要的措施,使得他们的利益被漠视,权利再次被侵犯。因此,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是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关于刑法中人权保护的浅析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并要求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人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在不断完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不断地健全刑法对人权的法制保障,人权思想不断深入人心,个人权利的保护将在我国刑法中得以更彻底的体现。     

论沉默权的程序保障

沉默权制度是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公正制度、是文明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是刑事诉讼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制度安排。本文拟从建立沉默权的意义及在我国实行的可行性分析出发，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其在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视为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终极救济制度"。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程序、权限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将对沉默权的涵义以及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探讨,以期能有益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将对沉默权的涵义以及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进行探讨,以期能有益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     

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思考

逮捕是刑事程序法律中特有的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项严厉的强制措施。逮捕有助于控制犯罪,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或其它公民的人身安全,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它对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准确惩罚犯罪,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逮捕制度因为是以公民的自由权为代价来实现诉讼目的的,因而这一制度就天然地包含着两种可能;用之得当则国家社会两受其利,反之则会两受其害,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对其进行反思与完善。     

刑事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进路——基于人权保障的视角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作为一项新的司法改革措施,与"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法治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侦查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控辩双方地位依旧不平等以及整个庭审过程虚化等不良现状,应当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导下,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方面来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的完善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基本措施:通过实行司法令状制度、弱化口供作用以及加强律师辩护权来规范侦查工作;通过改革案卷移送方式,建立预审制度来改进公诉方式;通过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以及落实证据裁判原则来完善庭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