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读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的乐府诗

马祖常是元代的维吾尔族诗人，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创作了许多内容广泛，意义深刻的乐府诗，卓有成就。     

两晋文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两晋时期,文人接受汉魏乐府的主要方式是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两晋诗人共创作乐府诗230余首,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依旧曲作新词;第二,接受汉乐府叙事诗体;第三,对汉乐府题目与内容相关之特点的接受;第四,对汉魏乐府内容、题材、风格等的接受。两晋诗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为后代诗人拟作乐府诗提供了范式,并进一步推动了汉魏乐府的经典化进程,在乐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继取汉魏 变革古风——初盛唐乐府诗论

沿用乐府古题进行创作是初盛唐乐府诗的一大特色,所借用的古题和作品的数量都十分可观。初盛唐诗人多沿用古乐府的本意,但在因袭中又有所革新,利用这种较为自由的诗体来表现其审美情趣和人格理想。在借鉴前代乐府诗的艺术方面,初盛唐文人有意恢复乐府诗的古貌,积极创作杂言乐府,吸收汉魏乐府的语言特点及民歌口语,并借鉴汉乐府的叙事手法和表现手段。     

汉代乐府诗中人物肖像“夸饰”描写思想探微

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羽林郎》在人物肖像描写上,以华丽衣饰映衬女主人公身体之美,却失之于人物的身份和劳动场景的协调,造成作品内容的缺陷和矛盾。从农耕民族的心理结构、风骚抒情传统的崇德因子、两汉靡丽多夸的社会风尚三个方面尝试分析形成乐府诗中人物肖像＂夸饰＂描写的思想根源,可以从多角度阅读和欣赏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陌上桑》注释中的几个问题

汉乐府诗《陌上桑》几千年来一直活在人们中间,解放以后它被选入中学课本作为教材,广播电台“阅读与欣赏”的节目中也曾加以介绍,可见它艺术魅力之大,使读者能够超越时间和文字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毕竟还存在着,妨害我们去透彻的理解这首名作。解放以后对乐府诗注释颇有影响的首推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和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     

南朝文人乐府诗演进述论

与同期的文人徒诗、乐府民歌对照来看,南朝的文人乐府诗有自己的演进轨迹。刘宋是整个南朝文人乐府诗发展的创始时期;南齐文人以"赋题法"制作乐府诗,为文人乐府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路;梁陈时期,文人创作的边塞乐府诗、清商新声乐府诗、七言乐府诗蔚然兴起,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南朝文人乐府诗的创作实绩对唐代各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从《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重新审视汉乐府

根据汉乐府的统计数据 ,发现文人作品多于民间作品 ,而后世的承认度却是民间之作高于文人作品 ;其创作也极为分散 ,没有大诗人出现 ;作者的身份 ,由西汉的贵族转为东汉的一般文人。这些 ,与乐府机关的收诗方式、社会对乐府诗的接受以及当时文学自觉意识的整体水平有关 ,从中也能找到文学独立意识逐渐增强的演进轨迹。     

拟《古题陌上桑》现象的历史考察

乐府诗作为诗歌的一个大类,自汉以降,流响甚远.《陌上桑》作为汉乐府诗歌的名篇,百余年来文人拟作层出不穷,其或依古乐,或依古题,或自出机杼,通过题目或主题与古辞维系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其姿态良莠不齐,妍媸各异.整理《陌上桑》的文人拟作,可以探知出这个古题几百年来的流传演变情况,并藉以探讨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变.     

李白的乐府诗

李白的乐府诗歌创作的显著特色,是他推陈出新,格调清新、气势恹弘,表现了他非凡的艺术天才。汉乐府诗的宗旨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璀灿生辉的。李白的乐府诗,既深刻地继承了汉魏的风骨,又独到地融合进了自己的才情,在世人面前打开了一个古老的然而又是崭新的艺术天地。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他的乐府诗都全面而生动地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成就。如对封建上层统治集团进行揭露、鞭挞和同情劳动人民     

汉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艺术特征的异同

两汉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诗歌文学发展的基本风貌和最高成就。汉乐府诗创作艺术上娴熟巧妙的叙事技巧,杂言和五言句式的运用等,与《古诗十九首》委曲宛转的抒情艺术手法,以及纯熟优美的五言句式特征等,形成鲜明有趣的对照。二者互补统一,各臻其妙,对我国当代诗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启迪作用。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凝视”与“反凝视”——对《扶桑》的东方主义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凸显着帝国站在东方主义立场上对华人的"凝视",通过带有巨大权力意味的凝视,被凝视者被塑造成了他者。该文结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探讨严歌苓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女性化,甚至是妖魔化书写进行的逆写。小说中的妓女扶桑在凝视下保持着一贯的笑脸,这笑脸构成的"反凝视"影射出美国白人对华裔移民粗暴的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以及被扶桑神秘的东方色彩迷恋一生的白人克里斯对种族问题的良心叩问。围绕着妓女扶桑的爱与婚姻,严歌苓的小说打破了西方意欲凸显自身强大而东方弱小构建起来的东方主义话语,赋予了处于失语状态的华人以言说的机会,并且书写着真正意义上的东方。     

雷州与汉乐府

汉乐府《有所思》反映了雷州地区的珍珠和海南的玳瑁走进中国北方女子的妆饰世界,使北方的婚恋习俗焕然一新的一幕。雷州之所以能走进汉乐府,是因为雷州在汉代的外交和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雷州是西汉时期广东的两大首府之一,人口密度略超番禺。认识雷州上古史,对于今人承传历史开创未来,有重要意义。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     

《〈越谚〉点注》商榷

《〈越谚〉点注》是《越谚》第一部整理本,它的出版,为人们阅读、利用和研究《越谚》提供了很大便利。由于《越谚》有些文字、语汇艰涩难懂,整理工作颇为不易,点注本也存在着不少缺憾。文章从"注""点""校"三个方面提出商榷,希望对《越谚》以及吴方言研究有所裨益。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唐前乐器赋考辩四题

唐前器乐赋中,《长笛赋》作者、《角赋》作者谷俭的朝代、江淹《横吹赋》的吟咏主题以及傅毅、蔡邕"琴赋"的篇名存在争议。经考辩,《长笛赋》"赋序"作者当属伏滔,残句部分应存疑;《角赋》作者谷俭为晋人,不处唐世;江淹《横吹赋》所咏乃"横吹笛",非"横吹曲";傅毅赋作应称《琴赋》,又或为二篇;蔡邕赋作应称《琴赋》,其《弹琴赋》一名似由明人所误。     

论严复的立宪观

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更适合社会进化论而非社会契约论的解释模式,严复以社会进化论为理据而构建的立宪国概念,显现中国近代宪政话语的基本特质,即侧重于从"外竞"和集体主义的角度确定宪政的内涵。"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理论范式源于儒学传统对西学的自主性思考,就严复而言,他对社会进化论和社会契约论共享的前提自然权利始终不无疑虑,儒学传统迥异于自然权利论的人性预设,最终使得严复对自己早先艳羡的西方文化的浮士德性格,以及他孜孜以求的富强目标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