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

一、公共健康伦理的学科定位 在国外,公共健康伦理学是在生命伦理学的羽翼下孵化而来的.生命伦理学产生于加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在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最初几十年中,很少运用到公共健康的语言.     

权利与善之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综述

公共健康领域的所有伦理问题都是围绕着"权利与善"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的.目前国内对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尚处于初探阶段,"权利与善"这一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重视.国外的公共健康伦理研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悄然兴起.随着研究的深入,"权利与善"的关系逐渐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学者明确提出将"权利与善"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的主题,但从目前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权利与善"之紧张关系在公共健康领域的无处不在以及协调二者紧张关系之迫切性.此外,传统的生命伦理学在遭遇公共健康时,由于其理论框架是建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过于偏重个人权利,这势必造成对公共健康这一共同善的忽视.     

生命法理三论——对谈大正教授之回应

生命法是旨在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生命法的实质是法律化的生命伦理,它所保障和维系的是生命伦理中的底线伦理.生命法不是卫生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它的外延囊括了卫生法,是一个由包括卫生法等在内的众多法律所组成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论公共健康伦理的理论实质

责任是应用伦理学的核心范畴。责任伦理是一种以恪守职责作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伦理。公共健康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公共健康涉及到政府、公众、专业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责任。公共健康伦理为政府责任、公众责任、职业责任提供了相应的伦理规范。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伦理冲突及道德选择

"新冠"疫情防控面临一系列复杂伦理冲突。其中,公共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干预与公民自主权、病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资源稀缺与分配公正、知识产权与信息共享以及公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是六个焦点性冲突。从实质上看,这些冲突都是主体在进行道德选择时面临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价值冲突极大地增加了主体的选择难度,甚至常常把主体推向道德两难的境地。解决"新冠"疫情防控面临的伦理冲突,要在区分真实与虚假两类不同性质的冲突、坚持生命至上理念和相应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最大善的目的"与"最小恶的手段"进行道德选择,并给予遭受道德创伤的"少数人"伦理关怀。     

功利与正义:公共健康的伦理选择初探

公共健康的目标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它强调的是作为整体的人口的健康而非特殊个体的健康,因此公共健康需要在整体与个体之间进行取舍和权衡,于是便产生了整体功利与个体正义之间的伦理冲突。功利是对整体最大效益的追求,而正义是对个体,尤其是弱者的特殊关照。在功利与正义之间,公共健康所作伦理选择是“追求功利,兼顾正义”。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础和特征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而出现的。但是 ,与传统的所有职业伦理学不同 ,它的学科基础不是社会分工 ,而是社会分群。这一点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是一项全新的创造性工作。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方式 ,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中的新质因素都会聚集到这个领域中来 ,而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更是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 ,而且会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转化为一系列新的规范。公共管理伦理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公共管理的新型伦理关系 ,探讨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规律和机制。由于研究对象的时代性 ,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也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新公共行政伦理与政府软实力建设

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新公共行政伦理集中体现在公平正义、以人为本、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依法行政理念和法治意识等方面.新公共行政伦理属于政府软实力的范畴,而且居于核心层,既可以引导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进行合理的选择,又可以规范政府机构及行政人员的公共行政行为.当前,新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最大障碍仍是思想解放,在新公共伦理建设中继续解放思想既要还利于民更要偏重还权于民,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把握政府公共化和服务性的角色定位、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公共行政伦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行政伦理监督机制和实施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等方面.     

关于建立公共健康伦理的思考

公共健康不是个体的健康问题,但它与个体的思想、行为以及个体的健康不无关系。公共健康伦理是指个人、团体、国家对公共健康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或者说是个人、团体、国家在对待公共健康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威胁公共健康安全的因素是多层面的,从个体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有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之春──国内外关于“公共生活伦理”问题的研究状况

用唯物史观看，任何伦理原则，实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社会公共生活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不可能是纯粹个人头脑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伦理均是“公共生活伦理”。近几十年来，社会伦理学日渐取代个体伦理学，其中，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在公共生活伦理研究方面异军突出。它在注目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关系时，一方面明确划分“私人领域”（即市场中自愿交换的行为领域）和“公共领域”（即社会生活的非市场行为领域），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出发说明公共生活伦理规则的由来，把市场经济对当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成和整合作…     

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公共健康危机,将人类建立在经济发展和医学进步之上的盲目自信击得粉碎.公共健康危机说明,健康问题和政治问题一样制约着现代社会的生活形式与价值取向,并提供调节具体社会环境的道德秩序,因此"它在突发灾害和风险面前将以决定性的功能压倒一切,成为各种利益的核心:它不仅刺激了我们的生命警觉,而且刺激了我们的制度警觉和政治警觉[1].     

试论健康伦理对生命伦理的拓新

健康伦理以健康利益为关注支点,拓展了生命伦理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价值维度,补充、丰富了其原则内涵,展露出新的生命力。健康伦理是在医学发展新阶段对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的延续和提升。     

论求异性思维

思维,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面探讨和研究的无比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创造性思维无疑是最活跃、最生动、最深刻、最富有生命的。因为它所要开拓的领域是人类的未知天地,担负着发现新事物、揭示新规雒、创立新理论、创建新方法、发明新技术、研制新产品、解决新问题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的标称:人类社会     

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思考

我国的公共健康实践可以从法律、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进行伦理反思.在法律层面,需要平衡个人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使法律尽量避免对公民权利造成压制或侵犯;在制度层面,需要公正地分配公共健康资源,因为公正的公共健康分配制度往往可以避免或有效控制公共健康危机;而在文化层面则需要着力培育社群观念,因为最佳的公共健康状态往往是在良善的社群组织中实现的.     

生命的"大同"与"大异"

生命伦理学击溃了生命的"大同"梦想,它要面对生命之"大异"的现实.生命伦理问题自古就有,但它受制于形而上学的大同梦想,唯有在其幻灭处,生命伦理学以生命之差异进入自身的问题论域.人之为被抛在世的生命存在,总已经被抛入"大异其趣"的生存境遇中.着眼于此"异化"的生命现象问题,生命伦理学得以诞生,它是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终结处展开的一种无体系的伦理学.生命伦理学遵循伦理思维,是一种"存异"的思维类型,它已经展现为某种纲领性的步骤,呈现出从"大异"着手向"大同"的某种邻近.生命伦理学有其最高追求,它从差异切入,进入生命之大同与大异的辩证视域.生命之"大同"隐匿在生命之"大异"的历史处境之中.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一个呼唤"思想"的时代,生命伦理学必须制订更高的纲领以担负起思想的任务.     

论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特性

公共管理是近些年刚刚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 ,伦理关系的基础性意义被突现了出来。在对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 ,如何自觉地遵循其成长的规律 ,是需要从对它的伦理关系的考察开始的 ,只有把握了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基本特性 ,才能作出自觉建构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制度选择。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是公共管理能够区别于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决定性因素。其中 ,公共管理伦理关系自身的特性又是理解公共管理能够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前提。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与一般性社会伦理关系相比 ,具有开放性、具体性、整体性、非交换性、非赠与性和历史选择性等基本特性。     

公共性与公民伦理--兼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国理论为分析前提,讨论基于公共性建构的公民伦理思想.在公民普遍性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无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结构来谈论的"公共性",还是阿伦特基于行为类别划分来分析的"公共性",都在公共领域成为联接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对于与"公共性"相接洽的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在经验性生活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公民在公共交往生活中的自然法.它可以在人类公共生活交互性与社会性叠加所生成的层面上,解析为公民伦理的自主属性、公民伦理的和谐属性、公民伦理的权责属性、公民伦理的契约属性、公民伦理的共通属性.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食品安全管制问题初探

与西方国家的食物产业化同步发生的"营养革命"使食品行业开始崛起,成为各国政府关注人民生命健康,推行社会民主福利政策的重要领域.一旦行为有益于一个群体而损害另一个群体的时候,伦理问题就会出现.食品的选择产生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它促进个人或群体的健康而与别的考虑相冲突.文章尝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去分析在充满着伦理和政治难题的食品行业中,政府作为规制者应如何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做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