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形态演变:基于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性的研究

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向工业劳动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劳动者形态。农民工的劳动者形态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农民工演进形态的关系作专题讨论能更好地揭示农民工的劳动性质及其劳动形态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近代中国工业的独特性塑造了中国农民工的近代形态,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发展赋予了中国农民工的当代形态新内涵,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长期性导致中国农民工的长期性。与全球化下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要求相适应,农民工面临着从外延扩大到提升劳动素质的内涵成长为主的模式转变。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素质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机制问题。     

中国学术信息

本刊讯2006年7月1-2日,“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来自政府管理部门的官员代表、相关研究机构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农民工权益、劳动就业、社会管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是首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农民工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农民工问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家将解决农民工问题列为现阶段重要任务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给出建议。围绕着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这一主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五场…     

论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工人阶级群体,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已经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并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边缘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实现农民工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根本途径。     

非营利组织与我国农民工权益维护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城市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的日益突出,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权益维护问题现状的简析,对建立一个代表农民工利益的非营利组织的必要性提出了初步的构想。     

农民工权益维护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产物。农民工权益能否得到维护与保障,这不仅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民工合法权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和谐社会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的思路与对策。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     

农民工"返乡潮"的影响、原因与对策分析

一场始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使中国一直备受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再次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工厂、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形成了巨大的"返乡潮".本文从农民工失业的影响出发,分析了失业的原因,并提出了缓解农民工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取向——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是推动中国城市进步、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采用抽样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取向问题,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取向与就业特征,并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具体措施与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评介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在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尴尬处境.城市农民工如何实现自身的转型,真正由农民转变成市民,不仅关系到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是关系加快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刘丽等人撰写的力作<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河北省城市农民工的现状调查为切入点,层层剖析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面临的种种制约性因素,并进而提出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农民工培训效果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对浙江省农民工培训调查的内容分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何提高农民工培训的成效,使得农民工更为有效地为社会建设服务,已成为社会发展中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对浙江省农民工培训调查的内容分析,解析出影响农民工培训效果的关键要素,并阐述了其对提升农民工培训效果的启示,以期为完善中国农民工培训提供参鉴。     

内蒙古农民工“可行能力”测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视角

将“可行能力”理论运用于内蒙古农民工的发展问题,并将农民工的发展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相结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内蒙古农民工“可行能力”的测度方法.由于受二元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发展遇到的瓶颈与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一致的,农民工的发展以及市民化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加重了社会结构的异化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文化大发展中农民工语言变迁研究——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

在当前文化大发展的中国语境下,农民工的语言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个案,就青海省青藏文化背景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变迁情况进行调查,全方位、多角度分析了该群体目前的语言状况并揭示了当前农民工的主要语言问题,提出了相应措施与策略。     

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探析中国农民工工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整个城镇化进程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运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分析中国农民工工资现状,探析农民工工资较低的原因,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措施,切实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全球化、世界工厂与中国农民工发展的经验教训

研究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劳工地位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框架中来理解,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以全球化视角来解释农民工的发展困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也是一种中国经验。本文认为,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也是国际资本榨取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必然现象,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危机境遇是世界底层劳工的共同命运,是世界劳工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     

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的“链条”作用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与城市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作者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农民工作为城市与农村联系的桥梁和使者,对两地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意义,进而探讨如何利用农民工的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平等就业权是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但在当今中国就业歧视问题依然非常严重,特别是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很难得到保障。本文通过对目前关于农民工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完善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的法律手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农民工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课题组对深圳、苏州、成都和北京四个城市2617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责任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年度人均开支总计为1565.8元,占农民工年度平均工资的13.4%。为此,本文设计了三种不同的缴费方案,在"企业——农民工责任分担型"方案中,企业缴费责任为10.1%,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政府——企业责任分担型"方案中,政府缴费责任为5.0%,企业缴费责任也为5.0%,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政府主导型"方案中,政府缴费责任为10.1%,农民工个人缴费责任为3.4%。在制度设计上,还应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便携性问题;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城乡接续问题。     

农村吸纳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机制——对返乡农民工的一项调查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