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北周灭佛期间佛教徒的弘法活动

周武帝灭佛期间,仍有大批佛教徒弘扬佛法,他们弘法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出任通道观学士、还俗后继续佛教活动、隐匿深山弘法、流亡北齐南陈弘法.这些人的弘法活动,不但延续了北朝佛教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民间佛教和山林佛教的兴盛,更促进了南北朝佛家的交流与融合.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说证伪

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产生于唐高宗朝。此一说法与赫连勃勃令僧拜己相矛盾。究其原因,是由于对刘义庆《宣验记》相关记载的割裂。赫连夏时期,既有僧人和世俗佛教信徒的存在,也有铸造佛像、修建佛塔的弘法行为,更有因战争而激化的的政教冲突。赫连勃勃诛焚佛法一说不符合历史原貌,它是唐初三教论衡的产物。佛教徒为了回应道教的攻击,借用夷夏之辨的方法,将赫连勃勃、拓跋焘、宇文邕等三人归入北方边鄙难化而又诛焚佛法的民族之列,以之与中原华夏文化构成对照。佛教徒的这种论辩途径因受制于唐王朝的正朔论而中途夭折。赫连诛焚佛法就是这一论证的遗存。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六祖坛经》的"机锋"研究

<六祖坛经>(以下简称<坛经>)作为中国第一部佛教徒自造的佛经,对后世影响之大,已超越了禅宗的范围,超越了佛教的范围.而且.它在语言方面也与它以前的经文不同.它不仅充满了中国式的机智与幽默,又具有浓厚的哲学韵味和文学韵味,特别是在人物对话的描写方面,犹见功夫,实在值得一谈再谈.     

近20余年《论衡》语言研究综述

东汉王充所著<论衡>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自<论衡>问世至今都备受关注,尤其是近代以来,研究<论衡>者甚多,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哲学、政治、文化、教育、文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都有论著出现,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都有利于对<论衡>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更为可喜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被忽略的语言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语法和词汇训诂上.     

谈佛教文化的输入对中古小说创作的影响

佛教进入中土以后,由于其相对完善的宗教组织和相对成熟的传教经验,其弘法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教义、教理被越来越多的中土人士所接受.作为宗教传播的伴随物,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明末三教融合思潮之原因再剖析——以憨山德清注解三教经典为例

明代是"三教合一"思潮兴盛的时代。憨山德清是明代的四大龙象之一,其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标识"三教融合"的著作,一直是学术界力证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经典文本。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憨山德清注老、庄的缘由之分析和反思,力图从更深和更广的方面找到佛教本位下的"三教合一"深层次的背景原因。总结出明末从佛教的立场而进行的"三教合一"不是表面上三教理论的融合,而是由于佛教的衰颓,包括憨山大师在内的诸尊宿力图从明末丛林颓然中重立自身的结果,其过程是通过佛教之"判教",融儒道入佛而树立三教中佛教殊胜地位的独特途径。     

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

日本承和六年(838)成行的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因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名垂青史;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顗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本文聚焦于此项特殊使命,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遗命",汇总本宗教义疑问30条遣使入唐"请决";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与当地官府、佛教界、民众广泛接触,其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包括<维蠲书状><唐决集>(<圆澄问广修答><圆澄问维蠲答><义真问维蠲答>等)、台州刺史滕迈的<书状>及<判印>、圆载写并跋<法华经五百问论>、唐人写经<金光明经>残卷等.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

唐朝的高僧们曾经掀起过一场海上求法弘法热潮。为了弘传佛教，唐代高僧络绎不绝地从海路前往印度、日本等地求法弘法，形成一次取经的热潮。同期，亚洲各国的高僧泛舟而行，川流不息地来到中国求取佛经、弘扬佛门。华蕃僧侣的频繁往来对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外交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宋以来，我国海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为郑和的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改德士颂》发微

"德士"是宋徽宗宣和元年时诏令佛教徒使用的专门名称.本文应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用史的材料论证"德士"和宋徽宗、林灵素、佛教徒之间的关系;再分析了饶节<改德士颂>组诗的内容.由此论证佛教在徽宗朝受到严重打击的事实,同时指出了宋徽宗时期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政治原因.文章发掘了饶节<改德士颂>写作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心态,以及诗作所传达的佛法"不二法门".这是南北宋期间,一组典型的反应现实社会情态的作品.     

试论《搜神记》中的佛教神话——兼论中国佛教神话的兴起与发展

<搜神记>保留了丰富的中国神话,其中有很多佛教神话.佛教传入中土后,采用中国远古神话的模式,利用自身故事及改编整合中国远古神话与传说来宣传推广其教义,为此诞生了中国佛教神话.佛教神话在中土经过艰难漫长的抗争与努力,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佛教神话是时代造就的新神话,它与远古神话、道教神话、民间神话共同发展着繁荣着中国神话.     

明代佛教政策析论

空前专制的朱明王朝,对待汉传佛教的策略,可谓尊崇与统制并举.然尊崇的根本目的,实在于希冀佛教为皇图永固服务.故其所创之僧官体系,控制严密、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对佛门教团的严厉整顿以及所颁<周知板册>、<寺院名册>、<申明佛教榜册>、<榜示僧教条例>等,规定之琐细、人身控制程度之严酷,不仅为历代所未见,而且比之为控制全国民户所制定并推行的"黄册"和"里甲制度",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对待藏传佛教,一方面废除旷世无匹之帝师制,取消番僧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从保障国家统一的角度考量,又多沿前朝旧贯,加意安抚,可谓相当优礼.     

苏轼诗与《楞严经》

苏轼熟悉佛教经典,多与僧侣禅师交好,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佛学修养达到较高境界.苏轼对<楞严经>尤为推重,并以之作为一生随时奉读的释典.苏诗融摄<楞严经>义理、譬喻、事相而成者较多,其中既有寄寓深沉、了无痕迹的佳作,也有掉弄佛教义理、生套佛语的篇什,但不管怎样,由于<楞严经>的加入,使苏诗呈现出异样的风貌.     

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

佛教文化滥觞于尼泊尔,发展于西北印度,弘大于南亚和远东。但佛教究竟从何时经印度传来我国,因为年湮代远,文献不足征引,历史上一直没有定论。相传,围绕佛教传入的起始时间问题,最早从东晋法显时代就在僧侣内部和世俗文人中,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南北朝乃至隋唐期间,有如僧佑、魏收、傅奕以及韩退之者流,盖言始自东汉明帝所谓“永平求法”。对此,后世穿凿附会的固然有之,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也代不乏人。又鉴于两汉官书地志一无所载,     

闽台佛教亲缘:从明末到乙未

郑成功集团收复并经营台湾在客观上促使汉文化东渡入台。台湾许多寺院的建设和佛教的具体发展,来自于福建或福建籍的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的密切配合。在福建佛教巨大的影响力下,福建僧人入台或创建、修建、主持寺庙,或讲经弘法,鼓山涌泉寺对台湾佛教产生了制度性的影响。台湾佛教的发展初期表现出鲜明的民俗化和混合化的倾向。     

唐代内地经吐蕃道与印度的佛教文化交流

唐初,随着吐蕃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以及唐蕃友好局面的形成,使得内地经吐蕃出泥婆罗到印度的一条新通道即吐蕃道随之畅通,成为内地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主要表现在:经吐蕃道许多内地僧人不畏艰险到印度求法,印度高僧不远万里来内地弘法,官方使节往来对两地佛教文化交流的推动以及印度佛教和内地佛教在吐蕃的碰撞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