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社会化与我国农民的现代化

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主导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亦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注农民群体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该的责任。     

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冶的经济结构。 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冶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 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 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冶的基本生成机制。 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     

论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及其成效——国家整合视角下农民劳动的变化

文章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探讨中国农民劳动的国家性建构问题.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劳动经历了一个由个体劳动到集体劳动,再到个体劳动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国家与农民在劳动关系的建构与调整.国家通过集体劳动将劳动力这一基础性资源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但是,由于劳动与收益的不对称,出现了"出工不出力"的"弱者反抗",从而导致国家重新调整与农民的关系.农村改革因此被称之为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主要是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其人身的权利.这反映了现代民主国家建构的基本走向.     

农民进城创业的历史嬗变

中国农民的进城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社会中,中国农民的流动以缓慢而刚性的特征存在。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进城农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从事商业的农民并没有太多增长,但职业构成呈现多元的发展趋势。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加之城市自身承载力低下,进城创业的农民数量少之又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进城创业的农民数量迅速增长。进入21世纪后,随着农民自身主体发生变化,农民进城创业将面临复杂形势下的转型过程。     

19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贫富分化与怨恨心理的生成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巨大社会心理变动,作家们在乡土小说中对这种贫富分化所致的怨恨心理及乡土社会的变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文章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乡土小说中的主体建构,发现乡土伦理与现代个体价值往往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混杂了农业文明的潜意识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镜像景观,造成了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的独特走向。由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生成机制出发,仔细考察1990年代乡土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心理,我们看到农业文明已经构成了农民主体中的文化性场域,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早已深入主体的无意识领域。由此前现代的农耕文化将永远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无法被彻底剥离。     

日本农民分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启示

农民分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但是,日本农民在分化过程中却呈现出“中间层增加”的独特形态。探讨日本农民分化过程的特征对我国具有启示作用:应该实事求是地从稳定政权和扩大内需的角度研究中国现阶段的农民分化问题;制度安排对农民分化具有促进与阻碍作用;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给农民更大的自由。     

农村劳动力转移、分工收益激励与农民分化

在中国出现持续的、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背景下,讨论了农业部门内部的农民分化问题,认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单位农业土地上实际从事务农劳动的人数减少,改变了集土地承包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于一体的传统主流农业生产模式,催生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而带来了农民角色分化。劳动力转移规模、转移结构,以及农业政策等因素强化了这一趋势。     

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在于解放农民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的最终形式,制约中国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二元社会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实践证明,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改革使农民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不仅是城乡和谐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文章认为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每次跨越式发展其本质都是在解放农民过程中释放的能量。科学发展观和城乡统筹的提出为农民的彻底解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在农业内部解决,也不能局限在农村解决,在城乡一体化层面上赋予农民自主权和平等的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措施。     

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和特点分析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不是同步实现的,而是先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实现非农化,再由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民工潮"和"民工荒"是中国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非持久性的特殊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顺畅、不合理的表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各种制度上的缺陷,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合理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问题,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地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工潮"和"民工荒"等非正常现象,完成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探寻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之路——读《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21世纪的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一个急需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际等各种力量都在探讨寻求破解"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促进和实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市场和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行为和利益边界的调整,这其中必然伴随着某种不协调状态的出现。在当前我国农民、市     

"闰土情结"的文化阐释及消亡 ——兼论中国农民文化人格的演变与突破

鲁迅笔下的闰土形象已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他是旧中国农民文化人格的代称.解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城乡差别逐渐拉大,形成了"农民"和"公家人",又产生了新中国的"闰土";改革开放以后,急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产生的"老板"和"农民工",又继续诞生了新一代的"闰土"."闰土情结"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括隐忍精神、懦夫意识和常乐心态三个层面.随着城镇化、商业化的发展,新一代农民已彻底与"闰土情结"决裂,并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昂首挺立在中国的大地上.解读"闰土情结",就能形象地看到旧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探秘他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加深对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认识和了解.     

富平学校：经济学家们的试验田

汤敏和茅于轼有一个共识,要想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很关键的一点是减少农民的数量,不仅仅是让农民进城,还要让农民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为此,一群经济学家办起了"小保姆学校"     

从词尾到助词 ——论助词"地"形成的语用动因

助词"地"是由词尾"地"演变而来的。助词"地"的演变过程是一种逆语法化过程,是语法化单向性的一个反例。这一过程历经类推、功能扩展、重新分析、功能再扩展等多个阶段。唐宋出现了一些新的描状结构,词尾"然"因用法限制,不能接在这些描状结构之后做词尾;因为类推机制起作用,词尾"地"取代了词尾"然"。宋代,词尾"地"因用法扩大,变得越来越不典型,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演变为助词。明清,随着描状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发展,在"体词性结构+地"构式中,助词"地"的意义也开始分化,由表状态发展到表方式、表数量、表时间和表列举等。无论是词尾"地",还是助词"地",其出现与发展演变的动因都是为了适应汉语状态表达法的需要。     

既非小农,也非资本家——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小资本生产者

在当前中国农政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一类既非小农、也非资本家的新型农业生产者,本文将之称为“小资本生产者”。基于农民分化视角,本文认为小资本生产者是小农在农民分化过程中,走上“资产化”道路的表征。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小资本生产产生的六个主要条件。本文认为,就当前中国状况而言,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小资本生产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维持,并在中国农政变迁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此而言,小资本生产者群体的兴起是当前中国农政变迁一个阶段性的重要特征。     

新形势下农民家庭问题浅谈

农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范畴。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一个均质同构的群体,内部高度整合,分化和流动很少。改革开放后,由于政治体制的松动、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阶层开始出现流动和分化。家庭作为嵌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迁。许多家庭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如何建立有效的调节机制来解决农民分化和流动过程中的家庭问题将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关于当代中国农民"公民地位"的人学思考

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对当代中国农民提出一系列要求,但农民对这些要求的适应或反应使他们在身份与权利上出现了结构性的严重不对等,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公民地位".因此,从人学视野构建"公民社会"和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逻辑地成为确立当代中国农民"公民地位"的根本诉求.     

新农村政治建设中的农民非制度化运作问题探析

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新农村政治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由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的缺乏、农民与基层政府各自利益分化,以及村庄的封闭性和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顺畅,农民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非制度化运作的方式,如何理性认识并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论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