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简论

“诗言志”观念的产生 ,其内在原因是 ,诗是与礼、乐、史三位一体地产生于华夏文明之初 ,而礼、乐、史的政治品质自然成为诗的文化使命。其外在原因是 ,由于诗的逐渐成熟 ,加之《周易》的思维方式以及时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 ,诗逐渐与礼、乐、史分离 ,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以诗言志、以诗观志的文化语境 ,由此涵养了先秦时代以诗言说社会兴衰、政治明暗、风尚优劣、道德良莠的特点。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洞头“灯舞文化”

洞头的＂灯舞文化＂,是少有的独特民俗。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仪式化的表演,确实给予渔民情感慰藉,更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它的传说、仪式表演,其实根植于当地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审美需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温州,要发扬洞头＂灯舞文化＂,应该保留民间的元素减少商业气息,这样才可以增强人们的审美交流,建立真正的和谐。     

汉语诗学中“复义”的七种类型

汉语诗学中＂,复义＂既是一种独特的修辞技艺,又与＂诗无达诂＂的解释学传统关系紧密。本质上讲,文学中的＂复义＂现象根源于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与辩证运动。本文将汉语诗学中普泛的＂复义＂现象大致分为七类,并结合具体的诗例,以说明何为汉语诗学中的＂复义＂以及每一类型＂复义＂的根本特性。     

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探析

市民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了＂三个分离＂,形成了＂三种形态＂;尽管市民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但也有一些共同特征。从动态和静态角度研究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西周用乐状况及相关美学问题

西周是中国礼乐文明的奠基期,也是诗、礼、乐对中国社会开始形成全面影响的时期。音乐不仅涉及贵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是国家大型典礼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从专业乐工、贵族子弟到国家统治者,一条音乐从技术到德性、再到政治性隐喻的不断递升和放大之路已初步呈现。礼乐并举,表现在现实层面上的以礼节乐,最终则表现为乐对礼的融会和超越。所谓西周礼乐政治,是以诗、礼、乐作为隐喻或象征的政治。诗、礼、乐又确实以其真实的形式贯穿于政治活动中,既作为政治的隐喻,又是具体的政治实践手段。诗、乐、舞的层级关系将人的审美经验带入了超越之境;音乐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则赋予了政治审美韵致,开了后世中国诗性政治的滥觞。     

“温柔敦厚”意义的变化与《诗》的实用化之关系考

＂温柔敦厚＂既是诗的特点,又是诗教的方式方法特点,还是诗教的结果的集中概括。《诗》的实用化始于文本意义的使用,后经历了以义理为用和移风化俗两个阶段。＂温柔敦厚＂内涵的变化与用《诗》的过程有关联,它们相伴相随,互为因果,厘清这种关系,可以更清晰地勾勒出《诗》从实用化趋势出现到实用化正式开始,再到完成走上了实用化的道路这一轨迹。     

刍议新闻写作中的“软”与“硬”

新闻写作中的＂软＂与＂硬＂,指写作方法上的不同,前者注重情趣性,后者注重思想性。但是精彩的新闻往往在写作中＂软＂、＂硬＂穿插,硬中有软,软中带硬,以此增强作品的思想性与可读性。在新闻写作中做到＂软＂与＂硬＂的有机结合,可以通过重视新闻表现形式、以情动人、通俗化、新闻标题制作、精简等等手段获得。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意涵新探——一种基于“性-道-教”视域的诠释

历来学者们都将《论语》中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诠释为一个人的为学次序或是君子道德人格的养成,这样的诠释看似合理,实际上却与孔子之思想相悖,并存在着"偷换主语"的嫌疑。在"性-道-教"视域下,可以看到,"情"是儒家教化立论的出发点,现实世界存在的恶是因为人与外界事物相"感"而产生了"情",而"情"是否"发而皆中节",就成了善恶的关键。由发生学观之,我们也不难发现,实际上,《诗》、礼、乐皆因人之情感而产生,但又作用于人之情感。但是,三者并不是分离的状态,在教化实施的过程中,《诗》、礼、乐三者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因此",兴于《诗》"侧重于人之情感教化";立于礼"侧重于人之理性教化";成于乐"强调的是人之情理融通。     

文化的开启:"兴于诗"

即兴谣诗是诗歌的最初艺术形态,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吴越春秋.弹歌》、《吕氏春秋.音初》中的即兴徒歌以及《周易》部分经过整理的繇辞,使我们仍有可能领略原始谣诗的古朴风貌。即兴谣诗单纯古朴、荡气回肠、自然轻盈的艺术形态与原始先民率性动情、乾坤流转、野性天然的生活交相辉映,是对人类文化源头质朴风情的诗性写真,成为我们触摸文化源头的艺术中介。在“诗三百”这部宗周“典乐”范本产生之前,《易》繇辞已为我们提供了徒歌的范式,而且它的存在一直在提醒我们:诗歌一面与音乐合流,渗透着浓重的宗教与政治意味,一面仍是随意简朴的徒歌,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生活滋味。即兴谣诗与《周易》短繇以纯语言的艺术化表达为宗周“典乐”歌《诗》体系的建构积累了丰富的灵感。     

构建“三位一体”新格局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河北省社科院为例

本文概括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概念和主要特征,并结合中央文件精神,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路径选择中,河北省社科院提出了＂理论武装、服务决策、繁荣发展＂三位一体的工作新格局,创新＂四大工程＂,整合了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宣讲以及社科管理资源,形成了社科机构综合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有益探索。     

唐朝与罗马的艺术交流

中国与罗马间的艺术交流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双方间就有了交流。降及唐代,双方的艺术交流更加广泛,涉及乐舞、百戏、绘画、雕塑等领域。在乐舞方面,罗马的乐舞曾传入唐朝;在百戏方面,罗马的吞刀、吐火等节目在唐朝盛极一时;在绘画方面,既有唐代绘画艺术伴随丝绸进入罗马,又有一些罗马景教绘画艺术传入唐朝;在雕塑方面,罗马雕塑艺术大量传入唐朝,并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音乐舞蹈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1世纪初,印度与中国这两大文明古国开始复兴和崛起,文化交流开始变得频繁。中国人民十分喜爱独具特色的印度音乐和舞蹈。著名音乐大师拉维·香卡、苏布拉玛尼亚姆和舞蹈大师莉拉·桑姆生在中国精彩的艺术表演都深深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印度音乐与舞蹈,多年来有不少中国学生和学者前往印度留学和从事研究。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音乐和舞蹈院校分别开设了印度音乐与舞蹈课程,并向全国各地推展,目前,中国人对印度音乐与舞蹈的兴趣日趋浓厚。印度的音乐文化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上古先秦之"乐"与戏曲元素

本文从宫廷文化的角度讨论自上古至先秦这一时期的"乐"的诸形态与戏曲的关系。"乐"有两大义项:乐舞与娱乐。这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乐"的文化生态,戏曲的舞台形态就在这个文化生态中产生它的雏形。     

论《孔雀东南飞》结构的动词性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为我们塑造了刘兰芝这么一个典型人物形象,而在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表现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结构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即结构的动词性。这样完整和运动的叙事结构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第一次出现的,它标志着中国叙事诗已走向成熟。     

诗与史--论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对诗、史关系的阐释

钱钟书提出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三种方式可概括为写实、寄意、怀古.这表明钱钟书在肯定诗歌反映历史真实的同时更注重诗歌艺术想像与审美创造的能动作用.这一观点可视为诗歌反映历史有别于史书记载历史的本质特征,对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的确立在当时乃至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同时,诗、史关系的研讨还标志着钱钟书的学术思路已由艺术赏析向文学研究多元化发展的新变.     

风流无复数香奁——论韩偓的艳情诗

韩偓这位享有忠臣节士令名的诗人,却偏偏自行结撰了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香奁集》。《香奁集》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文人艳情诗集,千载之下,褒贬不一。借鉴文本分析、史料考证法,可以得出如是判断：《香奁集》既有艳夺温李的旖旎诗篇,也有与艳诗毫无关系的寥落意绪,更有介于似艳非艳之间的幽微心曲。     

唐诗咏史说孙吴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唐诗的兴盛与六朝诗歌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不仅从六朝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大量借用六朝历史典故来做比喻,大大丰富了唐诗的内涵。解读唐诗中关于孙吴之孙策、孙权、周瑜、鲁肃、甘宁、陆逊等人的典故,研究当时之历史,可以以诗证史,开展文史交叉研究。     

价值和价值观:主客体的深层关系及规定

价值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它既具有客观性 ,又具有主体性。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正确、先进的价值观。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价值评价最重要的是确定合理的价值评价标准。鉴于社会中主体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和人的需要、利益的差别性 ,应该把有利于历史进步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价值和真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人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实现二者的统一     

中国传统“中庸”思想在音乐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在当代音乐发展的走向中仍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西方文化中的单极思维造成的对"音乐资源"的无限"开采",有可能给音乐的未来发展带来不良后果,使音乐的和声与曲式构架遭到彻底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能避免这两种极端,对音乐的未来发展或许有一些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