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旗制到县制: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伊犁锡伯营的总管旗制演变为近代县制,完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体制近代化进程。清代军政合一的总管旗制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旗制弊政愈发凸显,但囿于自身改制条件不成熟,伊犁地区一地两治和哈密事变的爆发,致使变更旗制搁浅。盛世才执政后,逐步催熟革除旗制的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从旗制、设治局到县制的行政体制演变。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不仅加强了省府对地方的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尚学会与民国时期锡伯族文化教育

1901年随着清政府"新政"之风吹至新疆,伊犁清政府开始派遣各族子弟留学俄国.留学回国的锡伯族学生于1914年创办锡伯营首个民间文化团体--尚学会.该会创办民营新学,举行农村文化活动,开展农民技能竞赛,参与社会整治工作,带动了特殊历史时期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代知识阶层和名人志士,为新疆锡伯族近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

伊犁驻防八旗是清代伊犁乃至新疆最重要的防务力量 ,由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满营及新满营组成。本文概述了八旗的组建、内部结构、八旗的各项制度、八旗的衰落过程。     

清代伊犁户屯的几个问题

清代伊犁户屯与以往的民屯相比,不但承垦者更加多样化,而且本质不同,因此将户屯等同于民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户屯因主要以户为单位承垦而得名,承垦者包括商民、户民、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和为民遣犯等四类。开办时间一般认为是乾隆二十八年,但不排除乾隆二十五年的可能。户屯初为理事同知管理,乾隆四十五年以后转归抚民同知。文中还分析了清代户屯的管理和扶植举措,探讨了户屯的水利和规模问题。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论锡伯族继承和使用满语满文的社会历史背景

满文为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逐渐改用汉语、汉文,到清末已基本放弃满语满文.而奉命西迁至新疆伊犁的锡伯族军民一直将满语满文作为其交际工具使用到解放前夕.1947年锡伯族学者将满文改革为锡伯文,锡伯文即满文的继续.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的实施,对锡伯族继续使用满语满文起到了促进作用;清代新疆锡伯族所处的社会组织和地理环境为他们继承和发展满语满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浅析分税体制下税法运行现状与完善

当前,"营改增"扩围、房产税试点和资源税调整等地方税改革已经启动,我国正处于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时期,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事关财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推行"营改增"后,打破了原有的地方税体系运行格局,把地方税体系的构建推向深入,现行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重新确立地方新的主体税种,加快推进城建税、环保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改革,形成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     

俄(苏)驻伊犁领事馆的置撤

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前身是沙俄驻伊犁领事馆。沙俄曾先后在伊犁惠远、宁远两城设立领事馆。清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迫于沙俄的压力,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驻伊犁领事馆、贸易圈在惠远城西门外开设。同治二年(1863年),伊犁爆发农民起义,俄驻伊领事携贸易圈人员逃回俄国,领事馆关闭。光绪八年(1882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在宁远城北门外重新开设关闭近20年的驻伊犁领事馆。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接收沙俄驻伊犁领事馆。1962年"伊塔事件"后闭馆撤离。     

中小企业——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选择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有效竞争为核心要素、保护人类首创精神的体制。它追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平等 ,国家作为个人活动领域的活跃的设计者 ,提供总体框架 ,即法律秩序、竞争秩序及货币、财政秩序等 ,激励个人在市场经济的协调框架和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实现个人利益 ,但最终又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为中小企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创造了条件 ;而中小企业与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政策的兼容性 ,又刺激和推进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形成 ,对德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结构起到了支撑作用。德国的经验值得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借鉴。     

伊犁厄鲁特营的戍边

1767年7月,厄鲁特营设立,主要任务除驻巡本营辖境卡伦外,还要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等营驻巡卡伦等,厄鲁特蒙古在安内攘外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试论清末新、伊分治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

本文以清末满汉关系为大背景,分析了新疆建省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形成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认为新、伊分治局面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事实上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两相不容,权力掣肘,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我国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的形成及其制度特征

现阶段民(私)营企业并不是历史的延续,其初始产权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国家政策允许民(私)营经济存在,是初始产权形成的最主要因素;国有、集体企业成为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形成的重要平台;技能型的人力资本是民(私)营企业初期资本和原始产权形成的主要基石;华侨资金、海外资金是民(私)营企业初始产权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具有"三缘"性、封闭性、集中性和不清晰四大特征,但"三缘性"是其根本特征。     

伊犁九城的兴衰

清朝统一新疆后,筑建了著名的伊犁九城,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本文拟就伊犁九城的兴衰,作一探察.不当之处,希读者指正。一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后,继又肃清了大小和卓木叛乱势力。为了加强统治,恢复发展社会生产,保卫边疆的安宁,于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设置了“总管伊犁等处将军”,后改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以伊犁为控制     

河北省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

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形成的一整套规范和制度。没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更不可能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加快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引导市场主体诚信守法地开展经营活动,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简论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现时段在乡村形成的(存在的)与国家法律秩序既平行又相互交融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性法律秩序。经过重新解读的地方化了的国家法律规则体系、地方习惯规则体系和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乡村精英的理念共同构成了乡村法律秩序的渊源,居民自觉遵守、精英积极维护及国家的默认和许可是乡村法律秩序得到巩固和延续的根本原因。     

主题·内容·线索: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历经90年,为使其发展更趋完善、成熟,需对其体系建设进行思考。大致来说,体系建设包括"主题"、"内容"和"线索"三大部分。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是追求或构建合理的政治秩序。围绕这个主题,其"内容"主要表现为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社会条件,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理论逻辑,追求或构建合理政治秩序的具体模式,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基本举措,实现合理政治秩序的主要价值。就"线索"而论,大致经历了孕育形成、制度化、流变、转变、转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个时期。     

明清时期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

明清时期大量的屯防将士和移民进入陕北地区,村庄纷纷建立.族谱中关于移民多来自山西大槐树的传说,反映的社会背景是国家控制着陕北地区的开发过程.村庄内部形成秩序和规范,对外则通过神社活动在较大的区域里形成联村祭祀圈,构建起了地方的公共空间和秩序.     

清代伊犁塔兰奇人的称谓及其社会变迁

本文解释了“塔兰奇”一词。即为卫拉特蒙古方言“种麦子的人”之意。本文认为谊词是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出现。清朝统一新疆后，将南疆的部分雏吾尔族迁徙伊犁种地，史称“田屯”，足称回屯者为塔兰奇。19世纪末，伊犁塔兰奇人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迁。1881年始，沙俄劫掠去约十分之七的伊犁居民，其中大多数为塔兰奇人。致使当地人口大减。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将塔兰奇列为单独民族。解放后，塔兰奇并入维吾尔族内。     

晚清满汉关系与新伊分治

文章从晚清满汉关系的大背景着手,认为新疆建省时期,正值满汉博弈的关键时期,新(新疆)、伊(伊犁、塔城地区)分治局面的形成,是满汉官僚调和矛盾、互相妥协的产物;新、伊分治造成了巡抚、将军的并立局面,两大不容,权力掣肘,事实上削弱了新疆的防务体系和行政的统一性,是新省体制中的不和谐音符。     

“常胜军”对辽宋灭亡的影响

一、辽朝的怨军 常胜军渊源于辽朝末年天祚皇帝时期,其初创时被称为怨军。关于怨军的创置时间问题,史书记载略有不同。《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天庆七年)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