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逻禄研究概述

葛逻禄作为一古代部族,其名称在汉文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如歌逻禄、哥逻禄、葛逻禄、割禄、割鹿等,蒙古元朝时期,汉文文献中多记为哈刺鲁、合儿鲁、哈儿鲁、匣刺鲁、柯耳鲁、哈鲁、哈刺奴、罕禄鲁等.本文所述的葛逻禄系指蒙元之前的葛逻禄部族. 从公元7世纪始此部族以"三姓葛逻禄"之名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至元朝灭亡后逐渐不见于汉文史料记载当中.公元7至10世纪相关葛逻禄的史料除了汉文史料、碑铭资料外,还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可资利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汉地正处于宋、辽、夏、金的分裂时期,汉文史籍中关于西域各部族的记载非常有限.值得提及的是撰于10世纪末北宋太宗时期的《西天路竞》①及王延德出使高昌后所撰的《西州使程记》②中存有"割禄"、"割鹿国"的记载.此一阶段的西域中亚地区相继受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王朝统治,相关的穆斯林史料相对丰富一些.受限于葛逻禄相关史料的匮乏,国内外学者中关于葛逻禄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在关涉天山地区诸突厥语部族如突厥、回纥/回鹘以及喀喇汗王朝等问题的探讨时,不可避免地要论及葛逻禄.     

安藏家族人名考——兼论13世纪回鹘佛教徒的汉文化修养

本文对以往学界未能完全分清的元代畏兀儿人安藏、扎牙答思二人,根据回鹘文、藏文、汉文诸文献进行了区分,认为惟有《元史·迦鲁纳答思传》将安藏扎牙答思连属,孤证不立。《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的斋牙答思即扎牙答思,与安藏判然二人。从语源与含义上看,源自汉文的安藏与源自梵文的扎牙答思毫无关联。本文还探讨了安藏家族人名的语源,将其父名还原为腆藏帖林护迪(T?ntsang t?rim quti),认为安藏家族三代人名都有显著的汉语佛教文化因素。由此判断,蒙元时期西域回鹘与中原的联系持续存在。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序言本目录是和陆续刊行的下列目录一起做为一系列目的而编写的。从昭和32年(1957年)以来,依据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创立的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代表者铃木俊氏)就主持了这些目录的刊行工作。它们是: (1)(为引用与介绍斯坦因文献及其研究文献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I》(池田温,菊池英夫编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1964)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I (2)《同上,古文书类Ⅱ》(土肥义和编 1966)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Ⅱ (3)(斯坦因携来,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道教之部)略称: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Ⅲ》(吉冈义丰编 1969) 按本书原来之意图与以上三书无大差别,但是经年历月,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就产生了若干收录标准与方法上的不同。因此,须就这些不同之点加以补充。笔者从上述敦煌文献研究会开始对斯坦因文献进行影印整理和编写目录时起,即忝居末座,担任整理文学文献、集书、类书和有关的教育文献的工作。特别贯注精力于校订瞿理斯的《大英博物馆藏     

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

史前考古学“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古学相对，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①按照这个概念，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界限，以划在公元前2世纪比较合适。理由是：（1）这个时期，在新疆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即西汉王朝在击败匈奴之后完成了对西域的统治。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汉文史书中关于西域地区历史的记载寥寥无几，而在此之后，汉文史书中便出现了较详细的关于西域历史的记载；（2）目前新疆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的传卢文木简等早期的古文字材料的年代均限于公元前2世纪…     

《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出版发行

正朱玉麒教授的《瀚海零缣——西域文献研究一集》,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第18种,于2019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收录论文25篇,书序1篇,近50万字。由冯其庸先生题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作序。书中论文写作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集中体现了作者在西域石刻文献、吐鲁番文书、清代西域文史以及西域研究学术史等几个领域内的思考与成果。代表作如《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对由汉迄清的西域碑刻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研究;《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文书为中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西夏姓氏考证

文章在全面搜罗《中国藏黑水域汉文文献》中西夏姓氏的基础上,对其中元代黑水城地区的西夏姓氏进行了梳理,考证出嵬名、也火、小李、吾即、吾七、罗即、普珠、叶玉、兀南、兀那等蕃姓在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写法,追溯了梁、李、苏、贺、杨等汉姓在西夏时期的使用情况,并对西夏姓氏在蒙元时期发生的变化作了简略论述。     

汉玉门关与西域南北道

汉代玉门关应在今布隆吉乡的南面 ,亦即汉代的冥水岸边。同时 ,提出了汉代通往西域的南北道的起点问题。当今布隆吉古城即玉门关 ,过流沙 ,至新疆哈密、吐鲁番为西域北道 ;自布隆吉古城向南约 40公里 ,为汉阳关。阳关位于南北两条山脉的中间平川地带。由此西出 ,即为通往敦煌之道路。沿敦煌至罗布泊的古亭障 ,是通往西域南疆之路 ,即西域南道。     

“恩格斯”汉译名补正

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其汉译名多且驳杂,全华、张国朝曾列出24个"恩格斯"中译名(《恩格斯中译名考》,《图书馆论坛》1992年第2期),但有些不准确,本文作进一步修正、补充,以窥其译名变迁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全貌。"恩格斯"汉译名在中国报刊上最早出现于1899年5     

“西域”的概念及其内涵

西域,是我国汉文史籍对于我国古代西北边疆地区的专门称谓。学术界诸凡研究新疆地理、历史、民族者,多已习惯这样一种套语：新疆,古称西域,西域有广义、狭义之分等等。然而仔细分析,这里西域所指,是地理概念、政治概念、文化概念,抑或是历史概念？无论是从其内涵以及逻辑结构上都不是很清晰,从而导致概念混乱而难以自圆其说。显然,我们要拓展西域史地研究的范围,就须正本清源,先将这一称谓之概念及其内涵搞清楚。“西域”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西域”之称谓初在汉代出现于我国史书里,迄清季为新疆替代,具有比较严格的使用时间范…     

辽宋金时期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20～22日,《新疆通史》编委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辽宋金时期新疆历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区内外60多位专家、学者就这一时期新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辽宋金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也是新疆历史的转折时期.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内地先是五代十国争强,接着又是辽宋金对峙.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出现了三个地方政权,即喀喇汗朝、高昌回鹘王国和于阗李氏王朝.1006年,喀喇汗朝灭于阗李氏王朝,统有阿克苏以西地方.而在内地,辽被金灭亡以后,王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于1132年建西辽政权,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新疆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咸海一带,都处在西辽的统治之下,历时近一个世纪.荣新江在《辽宋金时期西域史的几个变化》中认为,回鹘西迁、吐蕃势力的垮台、各绿洲统治者纷纷建立政权,最终形成三个政权,根本改变了过去的西域传统的政治格局.面对这一时期的新疆历史进行研究,仅仅依靠汉文史料是不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价值突显,中亚考古、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不可忽视.华涛的《辽宋金时期西域研究的几个进展》,从钱币上反映的喀喇汗朝汗王室回鹘族属问题、元代葛逻禄家族人物研究进展和西域操突厥语部族社会的"中国"形象等三个方面,介绍了辽宋金时期新疆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

在张骞"凿空"之前,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通道已经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作用。匈奴强盛时期,曾经控制西域地方。对西域的经济掠夺,包括商业利润的获得。对于分夺商业利润的利益追求,可能会促使匈奴在西域的军事行政势力对商贸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而长期以来西域"商胡""贾胡"的活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匈奴控制时期西域地方以及整个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商业形势。     

清代西域诗所见“毡”意象述论

清代西域诗中"毡"意象出现频繁,其种类丰富,毡房、毡裘、毡车、毡帷、毡毯皆是西域生活必需品,这些诗歌间接反映了诗人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和精神生活状况,折射出内地诗人生活在西域的各种复杂心境。该类诗歌中亦有大量民俗文化信息,是研究西域文化的珍贵文献。     

10～13世纪作为“秦—契丹”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与吐鲁番之地——以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中心

作为空间地理概念的"中国"一词在西域—中亚的非汉文史料中多被表述为"秦—契丹"。不少国外学者以为其在地域上仅仅涵盖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内地(China Proper),并不包括历史上的今新疆地区,进而衍生出只有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清朝对于准噶尔部的"征服"及其统治以后,新疆广大地区才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本文则以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为例,通过梳理排比及考察辨析宋元时期的非汉文史料,有力地揭示了这种认识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秦—契丹"在地域上不仅指代内地,而且常常涵盖了西域地区的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这一研究结论充分彰显出早在元朝之前,西北边疆和祖国内地即长期处在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中,元朝和清朝对西域的统一则意味着实现了境内地域整合的中国("秦—契丹")最终发展为不可分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楼兰地区新发现“张帀千人丞印”的历史学考察

"张帀千人丞印"中的"千人"、"丞"可能均为两汉时期的职官称谓,"千人"为曲一级的领兵将官,秩次为比六百石,"丞"为"千人"之属吏,"丞、尉秩三百石。"由此推知"张匝千人丞印"为一枚秩三百石的官吏印。根据外观造型及制作技法来看,该印有可能是在本地制造,"张帀"估计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有效官辖,设置西域都护府,并配置一套独立的职官系统,魏晋、前凉时期基本沿袭两汉治理西域的思路,在西域设立西域长史一职,但有关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却不见诸史载。此印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缺,进一步完善了魏晋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为深入研究两汉至魏晋时期西域职官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佛经传译中的胡汉文化合流

佛教产生于印度而在西域广泛流传,已融入了诸多西域民族的文化因子,再由西域传入中土,主要传译者是西域僧人,从而促进了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讲经的"格义之法"是融中土思想于佛经教义,般若"六家"之学是佛玄合流,西域名僧鸠摩罗什重译大小品弘性空之学,更体现了胡汉文化交融的具体过程.说明西域与中原自古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西域文化思想对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古西域民汉文买卖契约比较研究

本文以买卖契约为例,将古代西域各种民族文字的契约,如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契约文书,与汉文契约作出比较,发现在契约的程式、内容甚至用语上,都具有一致性。这是西域各族在与汉族人民长期经济文化交往中,对汉文契约模式的认同,从而适应、仿效的结果,也是西域各族对中原传统契约文化的一种传承。     

夏州政权建立者拓拔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二

拓拔思恭生于唐末，因参与镇压黄巢之乱，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唐末名副其实的藩镇之一，是夏州政权的建立者。他的事业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汉文文献中所见有关拓拔思恭的资料，极其简略，且多有矛盾之处，影响了人们对他的研究和认识。出土于陕西靖边的《白敬立墓志铭》，因敬立与思恭的特殊关系，志文中多有思恭事迹，为思恭的研究提供了鲜活而重要的新资料。文章在对汉文文献中思恭事迹进行疏理的基础上，重点对碑刻中的新资料加以辩正，从而使这位史诗般人物的资料更为丰富，形象更为充实。     

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

汉代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关于西方的神仙信仰体系,昆仑、天门和西王母的结合成为这一信仰的主体,其核心为升天成仙。西北的昆仑为天地之中柱,其上有西王母和天门,升天之人应在西王母处取得不死之药或获得升天成仙的资格,登上天门,进入天帝统治的天界。随着西域的开辟,西域的许多奇闻异事和文化因素便附会到这一"西方信仰"中,但其观念仍是本土的升天成仙的信仰,由此汉墓中出现的许多西方文化因素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这也是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其能迅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背景。早期道教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神仙信仰,将其主神置换为道教的主神。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儒家子思学派的性情论与法思想

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子思承其祖说,学于曾参,传之孟轲,上承中庸之道,下启心性之论,被誉为"述圣"。结合传世文献与郭店儒简所涉"子思学派"思想,可见其传扬儒门宗旨,亦长于任法论说,则为先秦由儒入法、礼法演进之关键。子思学派视"好利恶害"之人性为社会规范乃至治道体系的基础,由此牵引出战国政法论说的基本范式。以性情论为中心,子思学派的治道理想游移于传统人文与现实功利之间,富有统合各种社会规范的意味,既阐弘儒家重德之旨,又重倡"任法以治"及赏刑爵禄之策。子思学派于性情之审思、仁利之辨正、礼法之取舍、刑赏之兼顾均富有新见,对战国法家思想颇有启示而不乏暗合,其中蕴含先秦儒法两家的融通一面,预示后世儒法合流的思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