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朝鲜半岛征东行省研究

1287年元朝在高丽国设置了具有羁縻特点的特殊行政区建制——征东行省。征东行省是元朝统辖高丽国的首脑机构,在高丽国的王都设有官署衙门,与高丽政权的官僚机构分署办公,征东行省长官的组成、下属机构的设置、官员的任免、统辖机制以及行省的职能都与元朝内地行省有所不同。高丽国并没有因为征东行省的设置而消失,而是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元朝末年,高丽恭愍王在位期间,征东行省作为元朝特殊行政区的职能被高丽国自行取消,高丽国又恢复到原来内属国的地位。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关于麹氏高昌“义和政变”学术史的新发现——读唐长孺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零拾

1981年,吴震先生发表《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一文,首次披露了麹氏高昌国晚期发生"义和政变"事件,引发学界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麹氏高昌国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7年,在唐长孺先生家中发现了三册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此三册笔记的写作时间,据研究在1975年底至1978年上半年,其中亦有与"义和政变"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一发现,不仅给"义和政变"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史资料,也对当年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工作模式与成员之间学术关系的和睦增加了了解。     

《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的笺证和研究

本文对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国的行程地名和所见所闻的事实,逐条进行了考证;首先肯定了"丝绸之路漠南道"的走向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了高昌回鹘国的确切国境,排除了有关历史和考古资料的错误记载;最后认为高昌回鹘国长达四百多年的稳定和繁荣,得益于其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明智的弱国屈意守雌的和平外交政策。     

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

高昌国男子的辫发和胡服为史籍所明载,本文注意到高昌国中晚期的男性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现象非常突出,结合墓葬壁画、出土文书及墓志资料反映的信息,文章提出骑射是当时男子的必备技能,高昌国形成了骑射之风的观点。高昌郡及高昌国前期的衣物疏中登载弩机,高昌国中晚期衣物疏中登载弓箭,时间大体前后相继;登载弩机是延续河西地区衣物疏的传统,具有镇墓意义,而高昌国中后期登载弓箭的且仅限男子衣物疏,这是现实生活中弓箭重要性在衣物疏中的表达。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高昌国文化的完善也大体同时。高昌国兵士的弓箭需要自备,所以大多数墓葬中不实际随葬,这也正是现实生活中弓箭重要性的体现。     

高昌王令形制综论

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元和郡县图志》正误一则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述胜州榆林郡时谓:“炀帝大业五年以胜州为榆林郡……。十五年郡人郭子和以城入突厥。武德四年郭子和归国”。这段记载中有两处时间与史实不符。中华书局1983年六月版也未更正。     

王氏高丽时期的渤海移民

公元926年,辽朝灭亡渤海国后,把大批渤海民众迁往其内地东京、上京等地。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渤海民众陆续迁往朝鲜半岛。对于迁往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的族属、族源以及他们与王氏高丽的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渤海国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中国地方政权与国外政权的关系;渤海国灭亡后,迁到朝鲜半岛的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的关系是王氏高丽王朝与其附属民众的关系;渤海移民与王氏高丽属于不同民族,不存在血缘上的联系。     

论十二世纪初金与高丽的外交

１１１５年（金收国元年,高丽睿宗十年）正月,金朝建立,年号“收国”。史称金与高丽“始通好为邻国,既而为君臣①。随着金国的军事、政治势力急剧扩张,中原、华北之地尽并入了大金的版图。对于韩半岛的高丽政权,金不仅摒弃了自穆宗盈歌以来长期视高丽为“父母之邦”...     

麹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

一、(?)氏高昌时期的官田关于高昌国时期的土地制度,史籍未见记载,幸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藉此可窥见高昌土地制度的大概。高昌国的田土,可大别为官田与民田两种。而官田中,屯田又占相当比重。高昌的屯田,源远流长。西汉征服车师后,就在那里“置戊己校尉屯田”。直到十六国时期,高昌仍广有屯田。事见北凉兵曹的两份符牒: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

隋炀帝三征高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地缘构成上的特别关系,乃是三征高丽的内在驱动力;征讨高丽乃是隋文帝时代就已经确定的政策;东都洛阳的成功营造并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大运河的胜利开通,以及因突厥、吐谷浑等族被压平所带来的隋帝国西北边防压力的减轻,标志着对高丽决战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好大喜功之举,亦非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决策。     

《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

<契丹国志>卷21和<文献通考>卷346中的"大食国"、"小食国"不存在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即<王延德使高昌记>中的"小石州",<经世大典>中的"塔失八里",在今新疆哈密市东北的石城子一带."小石州"得名于当地的石山、石城.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辽丽关系视域下辽朝的东疆经略

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伴随辽(契丹)政权与朝鲜半岛高丽朝政权的兴起与发展,两国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高丽朝与辽朝在东疆地区进行的一系列治理活动产生互动.在此期间,为推动王朝边地政局稳定、取得高丽朝方面的宗主认同、反制其"北进"活动,进而解决两国的边境领土争端、建立及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辽政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手段对与高丽朝接壤的东部边疆地区展开治理,在此基础上逐渐抑制了高丽朝方面的"北进"扩张,有力推动了辽丽两国宗藩关系的最终确立与稳固.     

再谈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关于渤海国的族属，国内外史学界的意见基本有两种：一是　　论者；二是高句丽论者。我在 １９８０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的文章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观点：渤海国的主体和建国者是　　人。２０年来，有关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论著，对问题的论述，明显地在深入，但是分歧至今亦然存在。我认为有必要对争论的焦点再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在争论中，持高句丽论的学者，提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以《旧唐书》为代表的某些古代文献称渤海　　为高丽别种，而高丽别种就是高句丽人…     

试论吐蕃与唐争夺吐谷浑获得成功的原因

<正> 吐谷浑自公元四世纪建国青海草原,屡仆屡兴。南北朝时期,西秦、北魏曾多次出兵吐谷浑,企图吞并之,均未能如愿。隋朝建立后,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自率军攻灭吐谷浑,在吐谷浑地区设置西海四郡,隋末大     

元代的征东行省

征东行省是元朝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的行政机构。征东行省曾多次置废，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是其具体和直观的反映。同时，征东行省的特殊性，也使得它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     

论高昌国的下行文书--符

吐鲁番出土的麴氏高昌国资料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历史的认识 ,其中的各种官文书 ,不论上行文书还是下行文书 ,不仅提供了高昌的制度史资料 ,其文书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 ,因为在古代官僚制度中 ,文书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对高昌国下行文书符进行了重新讨论 ,涉及符这种官文书在高昌的来源、变化 ,符的运行以及存档等问题     

元代征东行省新论

元代征东行省大致可分为征伐型征东行省、常设型征东行省、增置型征东行省三种不同形态.为征伐日本,元廷先后设立了三次征伐型征东行省.之后,由高丽王单独治理的常设型征东行省是征东行省的主要形态,通过增置征东行省来控制高丽政局并不是元廷主要采取的对高丽政策.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