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特约评论人语

伊格尔斯是当今欧美最负盛名的学术史家。从《欧洲史学新方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到眼下书店里畅销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等,他的这些著作所提供的学术史知识之具体详实、真确细密,让人感叹不已。然而这还不是他所提供的最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当然是贯穿于上述诸书的他的预设、视野和方法,———这些可能远比他所提供的那些具体知识对我们更有价值。“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虑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这大概…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偏见抑或洞见:海登·怀特论英国史家及其思想

海登•怀特早年受柯林武德、汤因比、克里斯托弗•道森等史家影响,但19世纪英国史家为何未成为《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研讨对象?这一疑问既涉及英国史学及史家,又关乎怀特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英国辉格派史学的变迁向历史学家提出反思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知识论问题,也激发了怀特探讨英国史家批判实证主义的理论兴趣。怀特一方面以反讽为路径阐述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由科学的客观性向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蜕变;另一方面,以历史主义为线索构建了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三个不同阶段,而英国却付之阙如。究其根源,19世纪的英国史家仍未产生系统探讨历史知识的兴趣。     

《史通》的性质与理论体系

《史通》是公元八世纪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几撰写的一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史通》对自孔子修《春秋》以来1200余年的史学发展、特别是对两汉以降的史家、史著、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涉及到广泛的史学问题,致使历来的研究者在高度重视这部史学著作价值的同时,在如何认识其性质与理论体系问题上,众说     

葛懋春先生的学术向路与领域

葛懋春先生1951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协助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华岗,以《文史哲》为阵地,大力促进学术繁荣。"文革"后,葛先生全身心投入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对史学理论学科对象、任务和体系的讨论,所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一书以思想性见胜。他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把史学概论的对象限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还非常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史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他的领导下,20世纪8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学界瞩目的史学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此外,葛先生又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思想史的一般理论方法、先秦诸子、五四时期思想思潮,是他集中研究的三个领域。     

陈垣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转型——运用王国维创立的“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史

"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的创立,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分析陈垣对山西云冈石窟寺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关于《四十二章经》译撰时代的讨论、清初宫廷与禅宗史的研究,是运用"新历史考证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典范,从而确立他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史学概论体系建构比较研究——以葛懋春、白寿彝和田昌五等编著普通高校史学概论教材为个案

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普通高校教学之需和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史学界出现了一个史学概论教材编写的繁荣景象。在短短的十年间,出版并被相关高校确定为历史学本科生甚至延伸为研究生教学的指定参考书,计有11本之多,代表性的史学理论教材有: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和田昌五、居建文编著的《历史学概论》,被多所高校选定为大学本科史学理论课程教材,影响很大。无论是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来对比分析三本著作,它们虽都以"史学概论"相命名,都采用了综合模式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内容和整体特色方面却存在着很大不同。他们的特色的差异,来自于他们各自对"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等问题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差异性阐释;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还必须进入史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仔细探究史家主体的经历、学历和他们对史学以及史学概论学科体系的理解。无论是从它们具体的逻辑体系及其囊括的内容,还是从它们所确立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学科定位来看,其特色之不同就在于,理论视角不同,体系设计不同,编写者的精神世界不同,对历史学的理解也不同,因此,映现在史学概论体系上所进行的探索当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着史学思想的多维度和史学方法的多样性;但他们在追求真理、探究学术,为构建中国风格的史学概论体系所体现的文化炽热却又是那样的相同和别无二致。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

范晔史学思想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一是“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关于“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 ,就其史学思想而言 ,与司马迁、章学诚相类 ,这个“意”就是对历史内在本质及其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史家作史的目的。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 ,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 ,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范晔在《后汉书》的纪传中对东汉一代有关教化与刑罚、安置功臣、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问题的论议 ,就充分反映了他“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的深刻见解。上述两个方面 ,实为认识范晔史学思想的关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辽、金、元的经史翻译与历史认同思想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阿拉伯编年史家伊本·艾西尔及其所处的时代

伊本·艾西尔是阿拉伯史学史上的"三大编年史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历史大全》是学者们研究十字军东侵史和蒙古西征史的最佳阿拉伯文史料之一。它既是伊本·艾西尔一生所学的结晶,也是他所处时代的实录。他的家境殷实,使他在少年时代免遭乱世灾祸,得以接受优良的教育。他成年后,不恋权位,游学摩苏尔、巴格达、耶路撒冷、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历史文化名城,广拜学术名师,目睹人间悲剧,闻听他人经历,网罗大量材料。公元1231年,他结束长达数十年的游学之旅,精心选材,奋笔直书,撰成《历史大全》,完成了一位伟大史学家的使命。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朱本源对孔子史学思想的理论思考

朱本源以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命题为理论起点,着重讨论了孔子史学价值观的三个层次:研究对象与方法、"(道德)训诲"职能及寓文质变化在内的"历史进步观念"。他以《易传》为中心分别考察了孔子"易简"的哲学方法、"变易"的世界观和基于"性命之理"认识的本体论。朱本源论证了早在孟子和司马迁时就已存在的一种可以与西方史学相媲美的"历史思维",并完成了对孔子史学思想的理论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