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

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从存在本体到价值本体:本体论研究路向的应然转换

本体论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然维度上,以存在为本体论意义的研究路向遭受了多方面的诘难,因为这种研究范式容易导致本质与现象、存在和价值等关系的割裂。以观照人类安身立命的价值为本体论研究的路向应是现代语境下本体论研究的应然出路,这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本性所致,中国哲学本体论研究也提供了历史性佐证资源。     

从晚清到五四:早期戏剧现代化的主体错位和角色尴尬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驱动,戏剧成为最先觉醒并实现变革的艺术形式。但辛亥革命之后,新剧失去精神支撑,在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时,堕入商业演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作家,对旧戏的批判是"无的放矢",对新剧的态度是轻视排斥,真正投身戏剧变革的很少,在戏剧现代化的关键时刻"缺席"。倒是被边缘化的通俗作家挑起了从"文明戏"向现代戏剧转换的艰苦重任。     

中国金融发展和转型:从政府到市场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的金融规模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增长,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悖论或扭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增长并没有完全解决好效率与公平这两大问题,中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因此,为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下一步的金融发展模式必须从政府主导下的规模扩张转向市场激励下的内涵发展。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乡镇企业30年:从农民增收到新农村建设

改革30年来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是农民发家致富的企业,"三农"问题的解决,不能缺少乡镇企业的支撑。近年来有人对乡镇企业概念提出质疑,党的十七大和新一届政府对发展乡镇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使我们看到它广阔的发展前景。     

“体”:从文化到文论

作为中国文化元关键词,“体(體)”的本义指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生命之躯.在“人”(人之生命存在的类自觉)和“身”(人之生命存在的主体性自觉)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体”概念是对人之生命存在更具体内在层次的自觉.当“体”用于描述人自身时,多指与心相对的肉身性躯体;当“体”引申指人生命以外的其他事物(如文章)时,则是对事物具体存在的整体呈现.由此形成“体”关键词的两种表义模式,即“心-体”相对模式与“异‘体’”相对模式.“体”用之于文论,称文之“体”多为彼此相对之“文体”,各种辨体理论即是彼此相对的文体关系之体现.据此表义特征并征诸众多文献,可证作为文论关键词的“文体”的基本内涵是指文章自身的整体存在,并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丰富的特征、构成及层次.与此同时,当以“心-体”二分关系比照文章内在构成时,“体”也可偏指与文意相对的外在直观形式.但“体”的偏指义与基本义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内涵:源自文化元关键词“体”的自身整体存在,才是“文体”的本质规定.     

从观望到调适:《密勒氏评论报》在1949年的抉择

《密勒氏评论报》作为一份美商在华英文报刊,以其客观公允的态度和报道风格而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一直存在到1953年,是最后退出中国的外商报刊。进入1949年后,在这一历史转折时刻,《密勒氏评论报》面临着生死去留的抉择。新闻政策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压缩了其生存空间,在对时局进行观察和判断后,《密勒氏评论报》积极做出调整和应对,最终决定留在中国继续办报。     

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评价社会发展时 ,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统一起来 ,强调文明是反映社会发展的综合尺度 ,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和最根本的标准。邓小平坚持生产力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 ,这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发展和具体化     

由“和”到“贵和”:相同,相通?——以《论语》为中心的考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论语》文本中五处和的所指,由本义的声音相应引伸到贵和中社会人事的和谐、恰当,这和先秦乃至两汉经典诸多关于和的论说颇为一致,这些所指间不相同而相通,而此不相同而相通正基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之诸义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仍鲜活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     

城市文化的转型:从"物"到"心"的演变

城市文化的发展代表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水平,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与基础。随着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性的提高,在城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也随之向知识化和情报信息化的转变中,人的追求目标也朝着精神的、知识的、人文的方向转变。     

超越“史”和“论”的二元对置——从当前状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走出困境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当一国乃至一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出现内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能源资源短缺等问题,因此,走出去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企业而言,都是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走出去思想在实践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推动企业从走出去转变为走进去,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局,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制度金融学的起源:从门格尔到克洛尔

本文试图对涉及制度因素的早期货币金融理论加以梳理,据此探究制度金融学的理论渊源。基于对新古典金融学基本假设与理论困境的重新认识,首先确认长期被新古典学派推崇的瓦尔拉斯(Walras)均衡框架难以成为讨论货币金融问题的合适基础,因此金融学的制度分析便应运而生。随后对在制度金融学基本分析框架形成过程中具有启蒙与奠基意义的相关经典理论进行梳理与评论,主要涉及门格尔(Menger)的货币演进范式及其货币内生起源观点的制度含义;希克斯(Hicks)的交易成本货币理论与金融制度演进观点;克洛尔(Clower)以构建货币理论微观基础为核心并试图在新古典金融学与制度金融学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相关观点以及尼汉斯(Niehans)等的补充与扩展等。     

一种类型的新与变:从“红色经典”到“谍战剧”

谍战剧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汲取了红色经典改编的经验教训,在对国共两党的历史书写和类型化策略诸方面的表现与运用上呈现出全新面貌,最终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类型取代。具备商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在高潮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但只要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纠正对正史的歪曲和戏说,避免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达到类型的突破和创新,谍战剧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从“体”到“有机统一体”:“体”的转义与回归

"结构"是"文体"范畴的重要因素,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大多都很重视作品的结构。在谈及作品的结构时,西方的文论家常常使用"organic unity"(有机统一体)这个观念,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则往往使用"体"这个范畴,并且两者都把作品的结构看成是如同人的身体、生命般的完整存在。可见"体"和"organic unity"在"结构"这一层面上可以沟通。尽管如此,"体"与"organic unity"仍然有着原初的分歧。"organic"经历了从工具、机械到生命、器官的词义演变,并且这整个过程一直都处在科学的、理性的视野之中;而"体"的源与流则始终贯注着盎然的生命力,充盈着"近取诸身"的原始诗性智慧。可见两者又可以相济互补。在这个意义上,"体"的内涵应该进行一次现代性的转换,亦即转向"结构"这一新义,并与西方文论中的"结构"观点以及"organic unity"概念相互赠答。而事实上,"体"的原始意涵本来就有"结构"之义,所以"体"的现代性转换其实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回归。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