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论不确定性视域下的法律生成

传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逐渐在丧失其确定性的基础,而受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影响确立起来的社会科学亦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绽放出了社会科学恒久的生命力,这也是文明社会进步的源泉.而文明需要对人类本性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在当下主要依存于法律来维系,它是通向文明社会的必经之路,法律在社会控制中又是不确定的.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划分已不足以涵盖文明社会控制的全部内容,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单纯依靠其中某一个因素来调节控制法律秩序都是不可能的,需要依赖于个人主动精神和组织活动之间互动的社会控制效果.因此,不确定性是调节社会科学内部关系的一种张力,根源于这样一种张力能够生成法律制度.     

试论罗尔斯后期“社会统一”问题及其社会观

某些共同体主义者批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将个人预设为“无牵无挂的自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界普遍忽视了罗尔斯的社会观及其后期的理论重心:“社会统一”问题.然而,罗尔斯不仅将现代民主社会理解为其成员具有合作需求的“社会联合”社会,而且也将其理解为社会形式和历史传统对其成员的身份具有巨大型构作用的“社会内嵌式”社会.在这种社会观的参照下,罗尔斯后期提出的“社会统一”的深层根源就来自于作为世世代代的社会成员集体政治-社会实践结果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生活传统.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心理基础。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多方面挑战。因此,针对性地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政治法律共同体意识,是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     

"国家-社会"框架中的法律发展——从《国家与社会:传统东方法律的运动机理》谈起

法律源于社会,由国家进行创制,社会、国家与法律之间三位一体,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各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的关系,国家角色转换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影响着法律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依附于村社的村社制度,使个人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从而必然产生东方专制,这种政治上的专利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使得法律--这一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于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之中的国家社会规范--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更多地表现为刑罚),进而导致民众在心理上多尊崇习俗而不是信仰法律.东方社会要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就必须掌握社会历史变迁、国家角色转换与法律文化发展的运动机理,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法制现代化建设.     

从制度伦理的发展看道德主体人格的成长

制度作为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是人类在共同体生活中博弈的内在规则。制度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人的道德性存在立法。传统社会封建皇权制度下道德强调的是个人的依附性,个人权利缺位,是外在强加的形式化的道德;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制度伦理中个人主体性加强,但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假设彰显的是"工具理性"和"个人理性",必然带来"价值理性"的退隐,引起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代社会公共领域扩大,在"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四种力量博弈均衡之下的制度伦理,是个人发挥道德权利参与建构生成的,这种制度伦理作为新的道德规制范型,才是真实合理的实质化的道德。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现代中国的个性认同话语

西方个性认同话语产生于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可看作是把个人从国家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交付给地方性共同体(社会)的方式.但在现代中国,由于个性认同的产生是以传统的地方性秩序的瓦解为前提的,因此它总是在与国家、社会的紧张性之中确立自己的性格.一方面,它拒绝以"国民"、"人类"等名义命名的集体秩序,反抗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公众的专政与集体的平庸.它反对以参与性的民主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政治模式,追求各正性命的政治道路,对于反思中国现代性意识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它承负着立人与立国、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的双重旨趣,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把个人从地方性的家庭等中剥离出来,直接交付给国家来直接使用的方式,成为为了建造现代国家而催生、创造个人的一项工程.     

我国社会管理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建构一个以社会组织为基层主体、以居民自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形态。作为一个相对于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后发进程,我国的社会建设既面临着传统资源匮乏和现代社会多重压力的困扰,又具备了在借鉴西方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实现超越的可能。通过实现从管理社会到社会管理理念的转变,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事业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道德价值基础两个方面发现自身的发展逻辑,规划符合这一逻辑要求的发展路径,以最终落实于超越利益共同体层面的价值共同体的建构,来推动我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政治的二分结构及其权力化与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内在依据探求

对政治的分析不能从国家开始,而应该追溯其最基本的社会依据。从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社会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来寻求政治的源起和实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活动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一是权威机构确立和执行统一规则的活动;二是共同体的民众参与和影响权威机构确立与执行规则的活动。通过这两个过程实现不同利益诉求基础上的秩序与发展。人类政治活动中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影响和制衡的力量,一是权力的力量;二是民众的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存在权力化与民主化的交替和博弈,从中生发出政治法治化诉求：     

"第三代人权"述评

"第三代人权"(也称"团结权"或者"集体权")是70年代西欧政治和法律通用的一个概念.认为"第一代人权"出现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特点是主张公民自由和个人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出现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时开始承认个人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第三代人权"据说是出现在民族解放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时期,当时产生了集体权利的要求,它包括亚非拉等国的民族权利.那么,"第三代人权"的说法是否恰当呢?引用"第三代人权"这一术语首先在历史和法律上是站不     

论公平正义的观念和现实

公平正义观念永存于每个人心中,关系到人的精神满足和幸福.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公平正义应该是政治追求的首要价值,这是相对于政治的其他价值比较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美是艺术的首要价值而言的.公平正义要以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社会政治状况和人们的政治地位的改变作用于人们的政治立场和见解,能够改变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思维逻辑.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在立法活动中,公平正义的基础往往不容易把握.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公平正义问题都立法,立法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片面的政治原则论或效率优先论,认为政治可以超越法律、效率可以超越公平;二是法治万能论,认为有了健全的法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工程实践的政治问题：工程共同体中的冲突与协调

工程实践以工程共同体为社会基础,其中包含的各种分工必然由于责任和价值不同而存在着诸多社会冲突,如工程师与管理者、工人与投资者之间的价值或利益冲突最为明显.将这种冲突作为政治问题加以分析,有利于对工程共同体的和谐运行发展,也有利于工程实践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种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玄学的名教自然论

<正> 每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人际等关系之中的,要受到社会职业、地位、法律、道德等等的制约。因此,人都是社会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又都是有其各自的性格、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意志追求的,从这方面讲,人又都是个体的人。人的这种两重性,构成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关系。社会要求个人服从其整体关系的制约,而个人则要求实现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意志。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和个人情况,这种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有时是统一时,有时是对立的。探讨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中外古今思想家、哲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诚如人们常说的,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注重于社会人生和伦理,因此,中国哲学在探讨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关系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     

《理性和革命》中的个体与共同体概念

马尔库塞在<理性和革命>一书中分析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致性.他认为,共同体高于个体和社会,但是共同体中的批判和否定的要素则是由个体的批判本性所注定的;通过个体的批判、否定的实践,"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新型共同体才能得以实现;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社会学则强调了对现状的肯定思维和个体对共同体的绝对服从,这就使得实证社会学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双重嵌入:草根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 ——基于重庆市N社区的实践

社区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是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在社区治理中,草根组织的有效参与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以及在社区层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得以落地的关键.契合我国的制度情境和社会基础,本文构造了一种以"政治嵌入"和"邻里嵌入"为分析维度的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重庆市N社区治理实践中草根组织参与治理的发展现状,刻画现阶段...     

论法律教学的道德与价值引导作用

自2006年法律基础和思想道德修养结合为一门课程以来,在日益强调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环境下,缩减大学生的法律基础教学难以在大学生这一日益广泛的知识群体中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法律观念的。法律是意识形态的凝练和精华,在可充分展开的法律基础教学中可以尽量发挥法律基础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对道德修养的深度配合作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更具现实基础和制度说服力。     

当代政治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政治是基于社会─—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的人类共同体─—最高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对于社会的重新组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政治现象的运动所围绕的核心。它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两重性质，而且是不可直现的形而上存在。为此，标榜经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现代政治学，只能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抽象出政治表面的共性，不能真正把握政治现实的脉搏，并在理论上陷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对立而不能自拔。政治学只有摆脱实证主义现念的束缚，将研究奠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最高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政治现实的深层本质，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     

人权、人权观念和社会主义人权

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和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由一定的具有权力性质的社会组织用一定的规则形式如法律、章程、条约、契约、合同等予以承认、认可、肯定和保障的个人或群体在实践中形成的各种需求以及为需求而采取的实践行为的总和。人权观念不等于人权,人权观念是指一定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从自身所处的经济、政治等关系和地位出发而形成的自身应该得到社会或组织、团体承认、认可、肯定并要求加以保障的权利内容。社会主义人权是无产阶级从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出发而形成的经过科学理论论证的无产阶级人权观念用社会主义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利内容。正确认识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及其内在联系对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