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辽东马市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变

从十五世纪初开始建立的明代辽东马市,一直延续了二百多年,在它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变,也就是由初期的官办买马市场,逐步变为民间贸易的市场。下面剖析其变化的过程。 一、官市是初期马市的主导形式,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明天启年间的佟卜年之狱考论

明熹宗天启年间,内叛外侵交至,朝廷内党争激烈.在对后金战争失利的情形下,明廷重新启用罢职听勘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再度经略辽东.熊廷弼针对辽东局势,提出“三方布置之策”,并建议起用辽东籍官员任辽事,以贯彻实行.因此他举荐因亲族投敌而受诖誤的女真族达官之后佟卜年为登莱道监军.但因其身份而屡遭参劾,实际上未能就任.迨天启二年(1...     

儒将马林的辽东生涯

明代回族将领马林虽名为武将,内里却是一位饱学之士,颇有士大夫情怀。他初任辽东总兵期间,曾条陈"边务十策",但目前仅可考见其中之两项主张,即留大同援辽之兵和增加辽东粮饷。此外,他因主张开放辽东马市而与同僚发生龃龉,但他主动公开矛盾的做法则给其自身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最后,他又因极力反对税使高淮而遭到明神宗罢遣。马林之遭遇,与其自身性情,李成梁等人的政治操弄以及明神宗的刚愎自用均有关系。     

明代马市市场考

本文对明代长城地带５０余处“马市”市场的设置、分布与市易情况作了考证性研究，认为具备市规市法和市易功能的明代马市市场近７０个，其中可详考的５０余个；这些市场的兴盛使明代农、牧民族之间的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使长城文化带发展成为“交换型”文化带，从而推动了长城文化带发挥地带过渡功能，大大促进了长城两边农、牧经济和文化的二元一体化。     

女真文

女真文系金代女真族参考契丹字、汉字而创制的文字,有大字、小字两种。大字为完颜希尹与叶鲁奉金太祖命制造,天铺三年(1119)颁行。小字颁布于熙宗天眷元年(1138),皇统五年(1145)始用。传世女真文字仅有一种,明代仍在女真族中使用,至于大字或小字与否,学术界尚无定论。金     

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状况刍议

本文从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状况、农耕经济的各项技术指标，农耕经济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明代女真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针对以往　关于明代女真（清入关前满族）研究中对其农耕水平估计过高的观点，本文对其粮食产量进行　了具体的计算，并对明代女真农耕经济中存在的几个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　探讨，以求给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发展状况一个正确的评价。     

扈伦四部形成概述

明代扈伦四部,又称海西四部。在明代后期女真族发展史上,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四部组成的扈伦联盟,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怜卫等四卫组成的建州联盟,是争执女真社会牛耳、抗衡角逐最为激烈的两大集团,也是推动女真族走向统一的最积极的两支力量,他们共同构成了满族共同体的核心部分。     

广府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四

本文认为 ,“广府人”之称源于三国吴永安七年 ( 2 64年 )分交州置广州 ,故粤语又称“广州话” ,讲粤语的人称为广州人。元代改为广州路 ,明代改为广州府 ,自明代以后 ,粤语也称“广府话” ,而讲粤语的人也就被称为“广府人”。广府人的形成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雏型、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育、宋至明代的形成三个阶段。文章还论述了广府人的人文特征     

明代女真族多元经济的特点及影响

本文以明代女真族渔猎、贸易、掠夺、在村等主要经济形式对女真社会经济的影响为主线，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明代女真社会经济的多元特点以及各种经济形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文章认为，渔猎、贸易、农耕、掠夺共同构成为明代女真社会的经济形式，指出社会经济的多元特点决定了明代女真社会形态的多样性。     

岫岩: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的故乡

岫岩满族自治县位于辽东半岛北部，隶属于辽宁省鞍山市。全县总面积 4507平方公里，是个“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的山区县。 　　岫岩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开发，建置千余年。岫岩之名始于金代。 1191年 (金明昌二年 )辽东刑狱王寂见境内大山“连绵不绝，数峰侧立，状如翠屏，秀色可掬”，而誉名“竞秀岩”。 1193年 (金明昌四年 )设县时，遂以“秀岩”命名，意为山多秀丽。明代又据境内峰峦重迭的自然地理特征，改“秀”为“岫”，其名沿用至今。 　　岫岩满族自治县总人口 50万人，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     

明末回族名将黑春、黑云龙史迹考

明代的辽东黑氏家族,属于明代的＂内附回回＂,世代为将,为国家守卫辽东边境,明后期出了黑春、黑云龙、黑云鹤等名将。明末,黑云龙迁居宣化府,逐步形成后来的宣化黑姓回族群体。宣化黑姓回回,在明代内附回回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也是明清鼎革之际有代表性的回回爱国人物,其事迹值得深入研究,以彰显回回民族的爱国传统。     

明宣宗时期女真政策论述

明宣宗时期对女真族的民族政策在继承洪、永的基础上,又因时做了调整,逐渐由洪、永时期的"恩威并施",转向"驭夷宜宽"的羁縻政策。诸如继续推行招抚政策;进一步强化贡市贸易;恩威兼施的军事怀柔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发展,不仅进一步缓和了辽东地区的民族关系,巩固了辽东地区的政治统治,而且对后世女真民族政策的深入发展和不断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有明一代民族政策由明前期至中期的重要转折点。     

明代女真铁业发展简述

一 明代女真铁业的兴起,是女真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女真铁业获得较为迅速发展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明代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大体分布“其地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的广大地区之内。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在女真地区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三百多个卫所,作为明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它“因其部族,……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这就密切了明中央政府同女真地区的联系,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促进关内外各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必里卫新考

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徐健竹的文章《明朝必里卫在什么地方》。该文根据《明实录》的材料,订正了《明史·兵志》及《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皇舆考》、《名山藏》、《明通纪》、《满族源流考》、《明元清系通纪》诸书将必里卫系于辽东奴儿干都司的严重失误,断定明代必里卫在西北,隶于陕西都司。作者虽然没有考察必里卫的确切方位,但在辨析《明实录》的有关记载时,推测必里卫“与河州卫邻近”。接着,在同年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刊出柳义南的一封短信,从明人王世贞的《弇洲史料》中,抄出“必里族”的一段材料,以补徐说。时隔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张鸿翔先生的《明代必里卫考》(以下简称《考》)的长篇考证,进一步探讨了明代必里卫的隶属、方位诸问题,提出“河州地区无必里卫”,“必里卫在朵甘都司”,其地望即今“青海星宿海之西南”。该文搜采宏富,征引资料几六十种,对必里卫及明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大智法王考

明代封授藏族僧人的最高封号为“大法王”。曾先后封授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高僧衮噶扎希(sa-skya-pa-kun-dgav-bkra-shis)为“大乘法王”,封及格鲁派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shrva-kya-ye-shes)为“大慈法王”,号称“三大法王”。鲜为人知的是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还曾封过一位“大智法王”,即明代著名著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dpal-ldan-bkra-shis)。本文在广泛参阅明代汉藏史料及历史文物的基础上,从班丹扎释身世、拜师学经、奉旨西行及在北京建寺译经授徒传教等方面对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生平事迹作系统而详细的评述。     

“放山”习俗杂考

东北三省的白山黑水之间,是人参的故乡,也是女真族和她的后裔满族的肇兴之地。在过去的年代里,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族,在这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游牧、采集生活。“放山”,即采人参,是主要的民间采集生产形式,也是他们多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手段之一。 “放山”,是一种极其艰苦的生产劳动。放山人为了获取珍贵的宝藏,长期活动在深山     

试论明代女真与蒙古的关系

明朝初年,东部蒙古族与女真族并处于祖国的东北边区。经历明代二百多年,两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女真首领努尔哈齐起兵,使东北边区的政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文拟对蒙古族与女真族的亲密关系;努尔哈齐父子对蒙古上层的笼络政策;以林丹汗为代表的蒙古各部的抗金斗争;后金对蒙古统治的最后确立;林丹汗致败的原因等问题,加以粗浅的探索。     

明代瑶民大反叛的原因及后果

明代的瑶民反叛暴动,自洪武初年至崇(?),几乎历朝均史有记述。它平而复起,“皆烦大征而后克”,“世世为患”(《明史》语)断断续续延绵二百余年,先后因统治者镇压导致人口减员(包括被杀、被俘为奴的)约在十数万人以上。一个当时人口总数估计约     

明代茶马互市政策研究

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自唐代以来,茶马互市在繁荣西北边疆城乡经济,开拓中原与青藏高原的交通茶道、密切汉藏民族关系、促进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藏族人民通过茶马互市获得茶、绵等生活必需品,同时也为自己的土特产品找到了销路,因而把茶道视为“金路”。明人李化龙在《议复开市抚赏疏》中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给焉。……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这充分表     

川南“都掌蛮”反明斗争考述

自明初开始,活动在四川南部宜宾一带的“都掌蛮”,因痛于明代地方官吏的大肆搜刮和明王朝的强化统治,连续不断地爆发了武装暴动和起义。明王朝对顽强反抗的“都掌蛮”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血腥镇压,及至万历二年(1574年),“都掌蛮”几乎被明军屠杀殆尽。“都掌蛮”打击明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是川南少数民族斗争史上悲壮的一页,是明代四川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对这个问题,史学界一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