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的基本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两个大局”,从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全球治理变革与国际秩序转型的迫切需求以及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三个层面出发,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习近平主席以“国之大者”的胸怀,提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位擘画了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宏伟蓝图,对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朱文华（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历史灾难”无疑是指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把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秩序打乱；而“历史的进步”也正表现为：随着腐朽没落的封建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对日本侵华“人口过剩说”的驳斥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以“人口过剩”为借口,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华实施殖民移民侵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武装移民,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征服整个中国,导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日本又挑起太平洋战争.在实施移民侵略和军事征服过程中,日本十分重视舆论宣传,不断抛出“人口过剩说”、“民族生存权说”、“特殊权益说”等,为其侵略行为辩护,对内欺骗民众进行舆论动员,对外混淆国际视听.日本的舆论宣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英、美、德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针对日本的“人口过剩说”予以了揭露和驳斥.     

中国传统家庭和家族与基督教的冲突

近代中国的教案,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有些论者对于造成近代教案的原因,只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忽视甚至否认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因素,因而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帝国主义侵略,无疑是造成近代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早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以前的明清初时期,中国官绅反对基督教的教案就已经多次发生了,虽然那时的反教者也怀疑外国教士有侵略中国的意图,但终究是怀疑而不是事实。然而,明末清初反教者的衣钵,却被近代的反教者继承了下来。因此,研究教案要能够“自圆其说”,不能忽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中国的“三实”与西方的“三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中国传统和改革时期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用“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来总结,与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类型)十分不同。“三实”是基于二元(或多元)互动与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两者在历史中都显示过其偏颇的一面。当代中国曾经显示趋向平衡之外的极端,譬如,脱离实际和过度管控的“大跃进”,或与其相反的过度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现代则在自由主义的同时,长期显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无穷逐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国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在稳定、平衡地推进由上而下的领导与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也在继续吸纳必须的“三理”思维和其连带的机械化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和西方法律的个人权利观,借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迈向综合中西优点的长远道路。     

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西方势力与清廷的改革(1861——1895)

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惊破了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资本主义的政经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清朝统治者节节败退,“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这一原则,实在是清廷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来而进行的断断续续的改革的出发点.西方推动清廷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其扩大侵略铺平道路;而清廷进行改革,一方面,是被迫适应侵略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企图增强抵御侵略的实力.因此,每当西方势力对清廷的压力加大,清廷的改革便有所加紧,而当这一压力相对放松时,改革的速度便明显放慢.     

清末民初留日、留美活动之异同

中日甲午战争后,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已成为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内容。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去向是日本和美国。本文试就清末民初留日活动与留美活动的异同试作比较和评述。一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学生留日活动和留美活动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具有如下的共性: 第一,美、日统治者利用近代中国的留学活动,进行其较之于武力侵略更高一层次的“和平”的侵略。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论辜鸿铭

一、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学者近代中国激荡于“两极相逢”的时代巨变之中,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不少文化怪人,辜鸿铭即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他早年游学欧洲,沐浴于西方教化之中,但回国后却崇奉“旧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维护者.他与严复、林琴南同乡同时,但不同道.辜鸿铭力倡东学西渐,向西方世界鼓吹东方文化,弘扬中国悠久绵亘的文化传统,为西方人了解和认     

文化精神的冲撞与美学思想的渗透——论西方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两种文化精神的冲撞与近代审美观的诞生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历史就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西方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的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对抗与交汇,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蜕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一位外国学者说得好:“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     

教会学校与美国对华文化渗透

在近代来华的西方列强中,美国的对华政策独具特点。长期以来,美国在与其他列强一道从政治、军事、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舞弄精神侵略的所谓“长远之计”,企图从知识、信仰、道德等方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影响,以达到从思想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     

“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影响

地区秩序由地区权力格局、地区制度格局和地区规范格局共同构成。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通过权力投射,巩固了地区军事与安全控制力,增强了经济影响力,促进了地区抗疫合作,使得西方主导性上升与地区权力格局外源化;通过机制构建,构建了以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机制网络,还建立了若干西方俱乐部式小多边主义机制,使得地区机制的排他性增强,地区制度格局复杂化;通过话语叙事,建构了一套西方式话语叙事体系,为其提供“合法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并将这套话语叙事体系与海上安全介入等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这些变化共同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不过,该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还取决于多类行为体的复杂作用与互动。     

论林则徐的爱国主义

林则徐是中国历史从古代社会转向近代社会时期的杰出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是在回答西方殖民侵略和西方文化的两重严峻挑战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反对外来侵略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丰富内容,成为当时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今年纪念     

“文化侵略”源流考

20世纪初 ,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 ,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 ,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 ,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 ,“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 ,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 ,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 ,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 ,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论当前西方文化侵略及应对策略

“文化侵略”是与经济、政治侵略相平行的一种侵略方式。文化侵略由来已久,当前的西方文化侵略呈现出侵略目的的公开性、侵略力量的强势性、侵略途径的多样性、侵略手段的隐蔽性、侵略状态的弥散性、侵略影响的根本性等显著特征。面对西方文化侵略,发扬光大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筑起保护民族文化免受侵略的监管防线;处理好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与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安全意识是必然选择。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马克思在东方问题上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本文探讨马克思在西方侵略东方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揭示马克思精神世界中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情感上同情东方 ,谴责西方的贪婪和无耻 ;理智上以自己的社会历史演进图式为依据 ,认为西方侵略、掠夺和征服东方 ,对东方国家和人民尽快走出封闭和落后有好处 ,西方的侵略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以此为契机 ,引发出一系列与我们发展道路的选择密切相关的问题 ,无法回避 ,催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