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商的人生价值观

明初以来 ,山西商人较早地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偏见和束缚 ,广泛接受了儒贾相通、义利相合的价值观念 ,牢固树立了重商是实现人生价值重要途径的进取思想。明清时期晋商在国内外贸易和金融领域功绩卓著 ,成就辉煌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引人注目的一大商人集团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应物而不累于物”论析

所谓“应物而不累于物”,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种待人处世的情感方式,其特点是在世俗生活中保持精神自主,既不回避现实,又不被现实所压倒,能够通过对于日常事务的处理实现超越的人生价值。这种情感方式由“主诚、重义、认命”三个层次的要求构成,其赖以形成的关键是摆脱小我的束缚,进入大我的境界。这种情感方式对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以科学的批判继承。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儒会通传统与现代化思想的“义利合一”观

把儒学"义利之辨"的核心概念,置放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观察,可以看到儒学思想早在清末因西力入侵而融入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之前,在明清之际到清代前中叶,尤其是戴震所领军并集大成的乾嘉新义理学,就已经先行迈向现代化转型了。以义利观为例,已历经了从义利对立的"贵义贱利"、到认同义利可以同趋的"兼重义利"转变过程,故清代思想可以被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桥梁。     

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周易》哲学中“财富”与“正义”追求的协和——以佛山“通济”精神为实践范本的考察

解决"义利之辨"的哲学或理论方案,在实践上并未如愿成功。但素以"务实、重商"著称的佛山,却又有崇尚"忠义"的传统,二者协和恰表现为"义利之辨"的一种实践解决。这一方案的理论基础来自《周易》哲学,用易学的语言概括为"以正义通,以亨屯济",在实践中反映为独具特色的"通济"精神。它在"义"、"利"之外强调一"通"字,以"利"为指向,以"义"为原则,以"通"为手段,"义"、"利"冲突时则另辟蹊径变通而行。     

论王小波对“反智倾向”的文学表现与文化批判

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智倾向,对之加以文学表现和文化批判,是王小波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反智倾向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剥夺爱智者的求知权利,一是对知识分子的求知活动设限,特别是负筛选和向下拉齐的策略对智性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主体自由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包括对知识的恶意误用、改写,混淆分科之学的价值功用、将科学艺术化,迫使和诱使知识分子自我审查和自我禁锢,等等。王小波针对反智倾向的文学表现和文化批判,揭示了求知权利和能力在主体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义利之辨与晚清重商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输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变化,作为文化核心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也同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文化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义利之辨"的突破及"本末"观念的转变上。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兴起。依据相关资料,重点分析晚清时期本末、义利观念的初步变化,或还揭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近代转型的内在路径与发展趋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浅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 ,是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的伟大方略。本文结合社会实际 ,阐述了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现实意义 ,提出理想、信念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行政道德是德治思想的核心 ,全面落实以德治国 ,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干部的道德建设     

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分析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知行冲突是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调查分析引起道德知行冲突的原因 ,可以为解决道德知行冲突问题提供依据     

简论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青年教师在高校教师队伍中的比例日益扩大,他们已逐渐成为高校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等各条战线的主要力量。青年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各项工作的成效,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本文拟从分析青年教师的思想特点入手,探索对青年教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途径。     

我国道德生活领域“知行分裂”现象解读

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处于困境.处于困境的突出表现在于道德生活的知行分裂,即人们对伦理规范的认知与道德践履相互脱节、社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不能很好地指导人们的道德行为.要实现知行统一、走出道德建设困境,必须弄清知行分裂盛行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找到有效的对症之策.     

先验观念论:康德道德神学的认识论基础

康德先验观念论不是消除而是加强了现象和本体、自由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并且最终为神学确立了道德论证的途径。从中国哲学体用论的立场看,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并没有放弃它所批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基本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最终皈依神学,而且其出发点就是为信仰辩护。     

用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指导企业党建工作

为更好地加强和改进企业的党建工作,就必须严格地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使各级党员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进而增加企业党组织的凝聚力量,带领职工群众使企业走上健康的改革和发展之路.     

新时期加强思想道德工作的思考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全民思想道德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直以来我党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基本目标,是我们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不断胜利的思想保证。     

加强道德建设当好为人民谋利益的代表

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 2 1世纪的宣言书和道德建设上的新突破。在道德建设方面 ,应围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思想 ,明确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深刻意义和伦理建设与为人民谋利益内在要求的统一性。每个公民都要发扬主人翁精神 ,树立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     

道德教育主客体关系辨析

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是我们对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之逻辑起点的是道德教育主客体间的关系问题。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实践中主客体间现实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从哲学视角对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性、客体与客体性及道德教育过程的阶段性进行深入分析,应是对两者关系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性、平等性和双向性为原则的道德教育主客体关系,必将极大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从而促进现代道德教育的发展。     

关于加强高校师德建设的几点思考

文章指出当今世界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高等学校是培育人才的摇篮,高校教师的道德素质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质量。教师的职业角色、学生的素质教育、学校的生存发展和校风学风的形成都决定了高校必须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要搞好师德建设,必须建立一系列的长效机制,使教书育人真正变成教师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