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新出三方北魏墓志文字校补

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略考》一文,结合墓志材料考释论证了三方北魏墓志的志文、墓主生平和字体问题,然似有讹误.针对原录文中28处35个疑似讹误作校释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河北邯郸大名出土小李钤部公墓志刍议

西夏出土文献很多,但所见碑石较少。2013年9月,河北邯郸大名县陈庄村出土了一方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所立夏、汉文合璧"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此墓志的发现增添了新的西夏文碑刻品类,是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物价值的收获。鉴于此墓志是有元一代最早的一方西夏文、汉文碑刻,显示出元代西夏后裔的民族传承、墓葬特点和文化特色,具有特殊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十分稀见,建议定为一级文物。希望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对出土墓志相关地区从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调查,以便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北宋任布家族世系与婚姻初探

任布家族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伊川,这些家族墓志保留了任布家族成员的信息,记载了家族世系、兴衰和婚姻等内容.共有七方墓志,分别为任布之子三人,儿媳二人、孙一人、重孙一人.通过对其家族墓志研究分析,既可了解任氏的家族世系,补史之缺,又可以大致梳理出任布家族从后唐到北宋徽宗年间由盛而衰,复盛复衰的发展脉络.此外,通过任布家族婚姻情况和兴衰史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宋代科举制度对一个家族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墓志文献校理疏误例说

墓志是一种重要的出土文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现行墓志文校理存在着诸多疏误.文章以五代墓志为例,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校勘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对照原拓,分析研究了墓志文献校理过程中十种常见疏误类型,以期对今后墓志文献整理有指导借鉴作用.     

薛贻矩墓志录文商补

薛贻矩是五代后梁要臣,官至宰相.薛贻矩墓志的出土,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参考资料.但业已发表的薛贻矩墓志在点校方面多有疏误,直接降低了该墓志的利用价值.文章利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比照原拓,对薛贻矩墓志进行了重新审读,希望有助于晚唐五代史研究.     

民字缺笔非避辽讳

在一九五四年出土的应历九年(公元959年)《驸马卫国王墓志》的铭文中,“民”字缺末笔,在最近出土的保宁二年(公元970年)《刘承嗣墓志》和太平九年(公元1029年)《萧仅墓志》中,也见到同样的情况。金毓黻先生在《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考证》一文中曾说:“铭文中‘民’字     

《唐刺史考全编》补正(二)

以近年新刊布唐代墓志为主,对其中涉及的有关唐代刺史之资料加以收集整理,择其要者,参以传世典籍,补正<唐代刺史考全编>及后续相关研究.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

本文以洛阳此前出土的三件唐代墓志为史料, 考察了盛唐时代中原王朝以出镇、驻节、招慰、屯田、和亲、册封等施政运筹, 与漠北、西域、滇蛮、桂田、湘零等诸多远服民族保持锐意交通的政治态势, 进而可以看出盛唐国家边政意识之积极。     

新出李益夫妇墓志相关问题研究

根据新出土的唐代著名诗人李益夫妇墓志铭,重新检讨以往李益研究中的得失,着重讨论了李益的婚姻状况,审视<霍小玉传>的可信程度,并根据墓志重新探讨李益生平中的一些重要经历,讨论李益诗歌在唐代的传播和编集情况.     

《洛阳新获墓志》唐代墓志释文商榷

《洛阳新获墓志》收录洛阳地区新出土的东汉至民国的墓志,公布图版,有释文,并进行了简要的文史考证.但其铭文的释读还存在不尽妥当之处,其中的唐代部分铭文存在释读错误、缺字和衍脱等现象.     

西晋墓志的意义

<正> 自清末以来,迄今出土的西晋墓志(也叫“墓志碑”)有20多块。本文拟通过整理每块墓志,分析其共同的特征,从而考察西晋墓志的意义。西晋墓志的形状特征为碑形,可细分为(1)圭形。(2)圆首。(3)方首。与东汉的墓碑相比,西晋的墓志是置于墓室之内的,而墓碑则置于地面上。西晋的墓志一般高度为40～60厘米,最高的华芳的墓志为131厘米,与高度多为2米以上的汉碑相比,可称得上是小型的。从刻文方面看,北魏的墓志已定型化,具有题(题额、标题)和散文式的志(序)、韵文式的铭等一整套墓志铭的书写方式,而西晋的墓志却尚未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

论唐代墓志撰作特色及其研究价值罗维明一、墓志在古代文献中的概况《文章辨体序说》：“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据此可知：墓志乃指刻于墓碑的文章,用来记叙死者的生平和家世。它既可请人捉刀亦可由死者家属自撰。古代的墓碑又可分为两种...     

有关李贤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三年下半年,宁夏博物馆与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发掘了一座北周墓葬,出土许多珍贵历史文物,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据出土的两合墓志获知,墓主为北周李贤及其夫人吴辉。     

金代墓志等级制度研究——以出土墓志为中心

笔者在对已知出土金代墓志信息进行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对金代品官墓志等级使用制度进行复原,并结合史实对个别特例作合理解释。同时分析了金代存在的非品官者使用墓志的现象,认为"非官不志"的禁忌在金代已被打破,墓志已在僧道、平民等群体中较为广泛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