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的翻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翻译的内容和形式上看,体现了中西文化平等且平和的交流,其原因有很多,归根到底应归结为经济原因。这种翻译活动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是双向的。     

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与诗派之关系

作为诗歌载体的总集不仅提供了珍贵的文学史料,还是诗歌研究的重要途径,明末清初江苏诗歌总集内容非常丰富,富有地域特色,诸如<云间三子诗合稿>、<怀旧集>和<太仓十子诗选>等充分体现了云间派、虞山派和娄东派等诗派创作特征和诗歌宗趣,同时折射出了江苏明末清初的诗坛盛况,以及在全国的霸主地位.     

试论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之中文名

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对华交往中多使用中文名,中文的相关著述中也多以其汉名指称他们.然而此类中文名绝非简单的人名音译,而是依据一定的规律构成的.其构成受到了中国不同方言的影响,并且体现了一定的历史传承性.在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中,中文名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所认识和接受.传教士中文名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见证,它们如化石一般,保存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研究当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末清初律宗法脉之接续考

作为晚明律宗中兴的起点,古心接续了自元代以来长期中断的律宗法脉,同时也成为了明末佛教戒律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寂光三昧创“千华社”则成为了明末清初律宗宗派构建的一个起点,为日后此法脉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作为继古心、寂光二位律师之后的集大成者,见月律师最终将整个明末清初的律宗中兴运动推至顶峰。     

明末清初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之探讨

明朝末年,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族,与蒙古族科尔沁部结盟、联姻等方式确立关系,将其先化敌为友,利用他们建立清政权。但满清政权建立后,清太祖皇太极采取赐名封爵、盟旗制等政策化友为臣,充分利用科尔沁蒙古族这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平"三藩",平息吴三桂和葛尔丹的反叛。努尔哈赤开创和皇太极发展的对蒙古族科尔沁部的民族政策,在满族建立满清政府并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到大清建立后这段时期,满族与蒙古科尔沁部的民族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不停地调整中;正是这种民族政策的调整,助满族成为全国的统治民族,从一个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变成了全国的统治者。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梦华怀旧情结与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之兴盛

杭州在唐宋时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的素材来源与情感寄托,而这在与后南宋时代的兴衰对比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与失衡。失落中的梦华怀旧情结,在小说作者的审美心理与创作动机中,以及杭州读者群的接受心境与审美情趣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     

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制的关系

权溶岩先生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的《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一文,从丈量单位、人役佥选等角度初步涉及了明末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与里甲组织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明史界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但该文对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丈量中的人役佥选、组成、分工以及文书押署等问题所作的分析及结论,不免显得过于简单和主观。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明末清初的小说续书理论

明未清初是小说史上续书作品迭出的时期,明代的“四大奇书”几乎都有续作问世。这些续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没有达到原著的水准,因此备受后世论者的轻视和贬低。但人们在批评续书时并没有把续书说得一无是处,有些论者不但对续书创作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还提出不少创作续书的方法,有的甚至道出了续书创作的难处。他们常常也揭示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明末续书作者陈忱,清初续书评论者刘廷玑、蔡元放等即是续书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从“蓓蕾初放”到“烂漫极矣”——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历程

继两宋以后的词坛再盛始于明万历后期,止于清康熙二十年前后。在此期间,就词的“体格性分”的演进而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约自万历后期至崇祯年间,《诗余图谱》《啸余谱·诗余谱》以及其他词谱盛行于词坛,改变了入明后词失“法度”之弊而词学复明,词体体制意识趋向自觉,为词的中兴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约自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词坛开始突破以往唯《草堂》《花间》是从、唯婉约“正声”是尊的单一逼仄的局面,“变调”始行其道,给词坛吹入了一阵清健之风,初步构建了“正”“变”兼尊并举和众体兼备的多元格局;约自顺治末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这一多元格局得到了充分发展,尤其是各类“变调”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强劲的态势,与各类风雅“正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呈现出“正”“变”交相辉映的鼎盛景象。     

口译中中西文化冲突的沟通和处理

由于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口译员来说,除了掌握译出语语言表层次的信息外,更要掌握译出语语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在口译过程中,若不恰当处理文化冲突,就会产生误解,导致交际中止。因此,口译员应不断扩大中西方文化的知识面,在实践中提高对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沟通和处理能力。     

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思想内涵

针对晚明与反理学思潮伴生的任情纵欲的文学观念,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大多倡导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思想,重新树立起宋明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观念在明清之际乃至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贯穿始终。这种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造成文学思想的空前活跃,进而演化出文学创作流派纷呈的繁盛景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清末民初凤尾裙的仿生形态研究

凤尾裙是清末民初汉族妇女主要裙式,但由于其特殊的结构不能单独穿着,且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裙,因而形成区别于其他裙式形制的特殊性。文章从凤尾裙的演变、面料色彩、刺绣图案与缝制工艺等诸因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运用仿生学的有关理论,阐述了凤尾裙的形制特征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