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区多维资产差距的福利效应 ——以武汉市郊区6村505份样本为例

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资产对福利的作用机制,采用武汉市郊区6村505份样本,应用模糊综合评判与基尼系数,对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多维资产差距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农村社区资产差距较明显,其中显著缩小了文化资产的差距,扩大了自然资产的差距;资产差距显著降低了新型农村社区的福利,对福利的影响达到-37.3％。在考虑资产差距的情况下,传统农村整体福利为0.134,新型农村社区福利为0.181,除自然资产外,其他资产水平均得到了提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体上改善了农村居民福利,但忽视了自然资产的建设。因此,未来的新型农村建设应加强对自然资产的重视和保护,促进社区各类资产协调发展。     

试论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建设

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它的建设和完善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农村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农民家庭最低收入保障机制、农村未成年人教育福利、农村老年人和残疾人福利、农村失业及贫困救助福利、农村公益事业财政补贴制度、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等。     

生计资产异质性视角下浙江农户宅基地流转后的福利评价与比较徐建军

以浙江宁波、绍兴、嘉兴、湖州等地农户为调查对象,依据农户生计资产分类,就农户宅基地流转后的福利水平进行模糊评价。整体来看,农户经济、居住条件、休闲健康方面的福利水平高于设定的宅基地流转前农户福利的模糊状态,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发展机会以及心理认同四方面的福利水平在宅基地流转后反而下降了。基于生计资产异质性农户的比较发现,农户经济、居住条件方面均提高了生计资产缺乏型和富裕型农户的福利水平,但降低了这两类农户的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方面的福利;不同之处在于,宅基地流转还促进了资产缺乏型农户的休闲健康、发展机遇方面的福利,但降低了其心理认同度,这与宅基地流转对生计资产富裕型农户的影响正好相反。     

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于其现实条件,不可能很快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在农村生活。经济收入的提高也不会很快。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改善农民的福利水平,在农村建立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具体包括：从文艺、文化活动入手,提高农民社会文化水平;组建农村老年协会,增强农村凝聚力;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福利;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家园。     

基于农民福利视角对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考察

农村消费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对农村消费问题研究长期缺乏福利理论视角。事实上,农村消费与农民的基本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农民福利的制度考察和现实分析,尝试开启透视农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新视角,而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国家在农村只承担最低限度的福利责任,结果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低下,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只有调整政策取向,从农村生产福利、保障福利、生活福利和科技福利着手,改变制度的不足与缺陷,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农民的福利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才能增强农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下农民福利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改善农民福利是解决我国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农村发展的根本目的,更是国家发展战略实现的基础。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相较于农民对福利发展的新需求和稳定脱贫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指标而言,中国农民福利发展仍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其主要有农民福利发展的理念偏颇、主体缺位、政策失衡、路径单一等现实困境。对此破解的有效路径是:发挥好政策引导、组织重塑和机制构建等综合施政举措,凝聚农民福利发展的治理共识与组织机制能量,以期为农民福利发展寻求有效的实施路径。     

农民福利主体的结构转型与福利治理可能

在我国农民福利领域,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民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更使既有的福利主体经历了结构转型,进而加剧了滞后的农民福利体制的改革难度。从福利主体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在农民福利的供给上表现出显著的职能回归,但因受制于既定的功能限度,国家不可能一肩挑起农民福利的治理责任,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福利功能亦呈现式微趋势。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全面而理性地把握农民福利的本质问题,并致力于探寻传统福利主体之外的力量组合就成为农民福利治理的重要议程。     

农民福利政策陷阱的产生及填补

目前中国农民的福利政策模式正在由集体福利向市场福利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农民福利政策陷阱。本文从思考如何填补农民福利政策陷阱出发,来研究农民内生权利的保护对填补农民福利政策陷阱的积极作用。     

农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中农民权益保护研究——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农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是推动农村改革、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基于共生理论分析框架,以屏山县锦屏镇为例,构建农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过程中公司与农民权益共生的动态过程。通过对两者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的剖析,分析了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中实现农民权益的现实困境及其动因,提出了营造正向资产环境、构建农户决策话语体系、完善农民利益分配模式等农村集体资产公司化运营下保障农民权益的政策建议。     

农民福利：透视农村消费的新视角

农村消费不足是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而对农村消费问题研究普遍缺乏福利理论视角.事实上,农村消费与农民的基本福利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农民福利角度对农村消费问题进行研究,尝试开启透视农村消费的新视角.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国家在农村只承担最低限度的福利责任,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低下,成为制约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调整政策取向,还农民应有的福利待遇,让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的比较分析

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构建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评价方法评价江苏省高淳县和盱眙县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结果发现:(1)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社会资本状况和参与决策自由等功能;(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盱眙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改善水平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淳地区.政策含义为优先实施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合理选择集中居住模式有利于保障农民福利和节约土地.     

动物福利与人权的冲突及应对之策

动物福利立法在中国举步维艰,其中一种反对观点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实施动物福利法会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发生冲突,即提高动物福利会影响人的福利。针对这种观点,笔者在中国西部某生猪生产大省就猪的福利与养猪农民充分生活水准权的冲突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较高标准的动物福利措施潜在地会对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但以反残酷为基础的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仍然有为农民所接受的可能。基于这一调查,本文提出＂低限动物福利＂,作为中国当前制定动物福利法的立法策略,即以反残酷为底线,以较低标准的动物福利为补充的动物福利法,并建议政府对实施动物福利给予适当补贴,或者采取降低税收等其他有效方式弥补农民的利益损失。     

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与结构方程模型

首先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对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苏州市557份有效样本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学历和职业这两个方面对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集中居住农民福利水平与农民的经济、居住、保障、环境和心理状况关系显著,关系强度依次是心理、经济、居住、保障和环境状况。因此,政府对农民心理状况的关注将比单纯提高补偿标准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区域法治水平、农户信贷可得性与福利变化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利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区域法治水平变化对农户信贷资本获取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提升区域法治水平可以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信贷可得性。同时,区域法治水平提高能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直接效应大于通过信贷渠道所发挥的间接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法治水平提高可以直接改善小农户福利水平,并通过信贷渠道间接改善大农户福利水平。对此,相关部门应重视完善农村法律体系建设,提高法律法规执行效率,培养农户法律意识,实现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江苏茶农选择有机种植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有机种植方式影响有机产品的产量、价格和成本,同时生产者必须每年进行有机认证,而认证的费用是一笔固定的支出。如何使生产者自愿参加认证,从最基本的经济学角度分析,只要价格、产量和成本变动所带来的收益能够弥补由于认证所带来的固定费用的支出,那么生产者就有可能选择有机种植方式,参加有机认证。产量、成本和收益都是种植规模的函数,可以推论,生产者是否选择有机种植方式、参加有机认证,其种植规模的大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从规模入手,试图寻找一个“门槛面积”,认为达到或超过该面积的生产者就有可能自愿采用有机种植方式。     

农村社会工作及其主体角色定位

农村社会工作包括传统的扶贫,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的较主流的服务,绿耕、青红培力等团队组织所做的探索等几种主要的范式,其角色对农民而言分别为"教育者"和"领路人","服务提供者"或"福利照顾者","协作者"和"陪伴同行者"。农村社会工作机构的基本功能定位是作为农村社会服务事业的组织和执行者,核心是承担与农村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相关的组织执行与服务任务,促进农民社会发展。目前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主体角色定位是"照顾者"角色与"陪伴同行者"角色。其中,"陪伴同行者"角色的基本路径即"三步走":为农民服务,和农民一起服务,支持农民们自我服务。在具体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农村社会工作者需依据不同理论与现实依据进行角色选择:社会照顾者或社会服务者;冲突调解者与社会调谐者;(另类)发展的促进者;农村居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的践行者与推动者。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维度:增进农民福祉

“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凸显,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和警醒。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观照下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新的历史阶段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新酒”的份量和提高“新酒”的质量。本文试图通过学习领会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讲话精神,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享有中国特色的“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     

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金融排斥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杨凌、阎良、泾阳467个农户的调查,从农户金融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村信贷约束、农户融资困境及其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户是否遭受金融排斥的共同原因,不同金融服务的排斥状况亦有其他不同的影响因素。减轻贫困、增进农民福利需要,可缓解农村较为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金融机构在制定利润目标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农户提高自身素质和信用、政策部门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可有效减轻我国农村地区的信贷约束和金融排斥问题,从而缓解农户融资困境。